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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镇压─新疆镇压结构的详述

2005年04月12日

人权观察及中国人权在今天的新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打着反分裂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对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正进行着一场摧毁性的宗教镇压运动。

这份长达114页的报告──毁灭性的打击: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是根据从前未公开的党和政府文件、地方法规、官方报纸的报道以及在新疆做的采访而写成的。该报告首次揭露了新疆剥夺维吾尔人宗教自由并进而剥夺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复杂结构。中国的政策和法律执行甚至连在学校和家里也抑制宗教的活动和思想。一份官方的文件甚至说:“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未成年人从事宗教活动。”

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长亚当斯(Brad Adams)指出:“全球反恐怖主义的运动给北京一个完美的藉口在新疆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取缔。其他的中国人正享受着越来越多的信仰自由,而维吾尔人,就像西藏人,却发现他们的宗教被作为一个控制的工具。”

维吾尔族是一个说土耳其语,拥有800万左右人口的少数民族,其传统的家乡位於藏油丰富的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对着大量的内地移民运动,维吾尔人目睹在过去10年里120万以上的汉族人到此地的定居,逐渐为他们文化的存活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感到恐惧。许多维吾尔人期望能有比目前更多的自主权,也有一些人则要求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过近来暴力反叛的证据并不多。

无所不在的宗教控制延伸到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神职人员、学校、文化机构、出版社,以及甚至对维吾尔人个人的仪錶和行为的掌控。国家当局在政治上定期地检查所有的住持并要求他们举行“自我批评”的会议;强行监视清真寺;整肃学校中信仰宗教的教师和学生;审查文学与诗歌中的政治隐喻;以及将任何对北京政策不满的表达与“分裂主义”划上等号—此乃属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中国法律里,可判处死刑。

最为极端的是,那些以国家当局或中国共产党不认可的方式来信奉宗教的和平活跃人士,均遭逮捕、虐待,有时甚至受到处决。最严厉的处分则留给那些被控参与所谓的民族分裂活动的人士,作为对国内外的宣传,官方逐渐称此类活动为“恐怖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维吾尔人每天也面对侵扰。 在国家的机构里,包括学校,均严格禁止庆祝宗教节日、研读经文或以个人仪錶来表达其信仰的举动。中国审查神职人员的任命、可兰经版本的使用、宗教聚会的举行地,以及在宗教场合里所发的言论。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Sharon Hom)指出:“北京视维吾尔人的民族主义为中国国家政权的威胁。当发觉伊斯兰教巩固凝聚维吾尔的民族特性时,中国则采取极严厉的步骤来压制伊斯兰教,以作为控制维吾尔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法。”

在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所获得的资料及采访中显示出一个多层性的监视、控制和压抑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系统。就像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所强调的:新疆当局面临的 “重大任务”是“把宗教管理好,引导好,使之服从、服务於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於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这个目标。”

新报告详载:

. 现有管理新疆宗教活动的法规;

. 给党和政府的干部实施对少数民族宗教事务的政策读本手册,该读本在2000年在内部下发,详尽陈述许多镇压政策,而这些政策后来均编入法规之内;

. 禁止未成年者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法规;

. 文件承认维吾尔人因被控犯宗教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监禁或行政拘留的人数大增,包括那些经过声名狼藉的劳动教养制度的人士;

. 法规详述如何将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变成“国家秘密” 。

有些文件是首次公开的,其精选部分列在报告的附录中。

亚当斯还指出:“这些文件资料被视为极度敏感,因此只局限在党内及政府里传达下发。这些资料被任意地使用来建立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依据,让他们对聚会、谈论其所面对的难题或以独自的方式来表达其文化特性感到恐惧。”

一份官方规範新疆宗教工作的读本里含有无所不包的“违犯”,因此允许当局可使用几乎任何的藉口来剥夺宗教自由,如利用宗教来“进行其他妨害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活动”或“培殖民族分裂分子和反动骨干”。手册继续说:

凡涉及研究和评价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包括消息和文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党和国家的有关宗教政策和法律为准绳。

由新疆劳教局副局长联署的一篇文章显示,2001年几乎一半在劳教营里的拘留犯是因“‘ 属於’非法组织和‘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谭竞嫦指出,“在新疆的宗教法规是无所不包的,因此其所制造的一个法律网能捕捉任何当局想要抓的对象。”

毁灭性的打击一文还详载了两项特别的法规—-在此首次公开──是如何建立一个严厉的法令,禁止擅自公开未经批准的几乎任何有关国家少数民族或宗教事务或政策的消息,即使它们与国家安全无关。

该报告也说明中国如何利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来作为打压维吾尔人的掩护。虽然新疆镇压宗教的政策存在於“九一一事件”之前,但是政府现在声明其面对一个与国际恐怖分子团体和基地组织(Al-Qaeda)挂钩的伊斯兰教激起的民族分裂运动。然而,北京却因抹杀暴力行动和和平异议活动之间的区别,而把自己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利用欧威尔式的逻辑,官方现在声称恐怖分子伪装成和平的活跃人士。一如新疆党委书记所说:

“九一一”以后疆独分子改变了斗争策略,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精力攻击中国,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采取暴力恐怖行动。利用文字手段和文学艺术来“歪曲历史事实……而不是采取暴力恐怖行动……”

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请求国际社会力劝中国废除这些法规,并停止他们歧视维吾尔人政策的实行。两组织也强调,必须对中国所谓所有的分裂分子都是罪犯或都与国际恐怖组织网相连结的强硬声明提出质问。

亚当斯说:“没有国家应把中国所宣称的涉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其他刑事犯罪的维吾尔人遣回中国。鉴於中国过去的纪录,理所当然地担心那些人一旦回到中国,将会受到虐待或甚至处决。”

毁灭性的打击中的摘录

“要加强对宗教人士的管理,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必须政治上合格,这是第一位的要求。政治上合格就是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要切实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和讲经内容的管理……”
新疆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这是一个维吾尔人的学校,我们在这儿工作的人大多是维吾尔人。但是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你都不应与儿童谈论宗教。你要是谈论,就是违法。甚至跟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应告诉他任何有关伊斯兰教的事。这怎么可能呢?”

“一些在我们学校学习的学生,那就是你们的孩子,还没完全专注在他们的课业上,因为他们祈祷、封斋,以及参与一些宗教活动,此乃违反了自治区教育委员会1996年的第5号文件,其中说学生不应参与宗教活动(祈祷、封斋和其他的宗教活动),并也违反了我们学校的校规。”

“在我家乡的村子,民兵定期地来检查村民。他们晚上的时候来,一户一户地搜查,如果他们发现了宗教的材料,他们就把你带走审问。他们说那是‘ 非法宗教刊物’。我父亲只是一个单纯的农民,他怎么知道他的可兰经是否合法呢?”

“我的事是这么回事,请注意,我并不是你们所说的狂热穆斯林。只有在课堂上,我才常谈论宗教歌曲。这些歌到处都流传着,但荒谬的是,不准对此进行谈论。这是我们的音乐历史和传统的重要一部分,也是我应当教的。但是,等到下个学期,他们(学校当局)告诉我,选我这门课的学生人数不够。谎言!因此我到现在已一年没教书了。他们还没开除我,而我也不应抱怨太多,因为我仍吃中国共产党的饭,但是我只在校园里走逛或坐在我的桌前。真是一大浪费,但还是别谈的好。”
在新疆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位维吾尔教授,被禁教授地方音乐的传统

“我设法跟我其他的亲戚一起建立了几个业务,而那是我的自豪处。我以前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处理各学校的食品供应,但是他们说:“在这里不准留胡子。连髭须也不行。”我想他们怎么能叫我该对自己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传统,不关别人的事。因此,我有了一个走的机会,我就离开了。但是,如果你找不到另一个工作,在私人部门,你不刮胡子就得饿肚子。”

在“交换经验”的会议中,住持们被要求对其他的与会者准确叙述他们工作里所遇到的“难题”或“事件”。譬如,一个住持会描述“非法的”宗教课是怎么举行的,或者清真寺如何使用一些“非法的”宗教书籍。他们还可能叙述他们如何疏於向当局报告有关正在“骚动”的“分子”或有关未经先前的批准而邀请一位他区住持的事件。住持们还得承认他们个人的错误,以及他们如何滋生“不正确”的观念。他们还要指出团里其他团员犯像这样的错误行动的例子。


毁灭性的打击: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

概况和建议

概况

中国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一点在其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油藏丰富并比邻其他八国的区域,特别地明显。该区域非汉族人口中占最多数的维吾尔人,因信仰穆斯林而正遭受国家大规模的迫害。在过去维吾尔人一直享有自主权。许多维吾尔人现今期望能有比目前更多的自主权;而其他的人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北京因此而视维吾尔人的民族主义为对中国国家政权的威胁。伊斯兰教则被视作增强维吾尔人族群认同的动力,因此将伊斯兰教置於国家控制之下,便也是一种确保维吾尔人服从於国家的办法。

在人权观察所获得的资料及做的采访中,显示出一个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多层性的监视、控制和压抑宗教活动的系统。最为极端的是,那些以国家当局或中国共产党不认可的方式来信奉宗教的和平活跃人士,均遭逮捕、虐待,有时甚至受到处决。最严厉的处分则给与那些被控参与民族分裂活动的人士,官方逐渐把此性质的活动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由於北京对民族分裂言论所产生的影响力感到恐惧,有时将独立的宗教活动或异议声音任意与“危害国家安全” 划上等号,这在中国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罪,是经常遭到处决的罪行。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维吾尔人每天也遭到侵扰。在国立的学校里均严格禁止庆祝宗教节日、研读经文,或以个人的仪錶来表达其信仰的举动。中国政府掌管了神职人员的任命、可兰经版本的使用、宗教聚会的举行地,以及在宗教场合里所发的言论。

违反这些约束的人将遭到开除、罚款,并在国家保存的全中国人民的个人档案里留下记录,对其家人进行骚扰以及行政处罚,其中包括在恶名昭彰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里被短期拘留或行政扣留。

根据早先未公开的法规和政策以及在新疆和他处的采访,这份报告明确地显示出,在新疆所持续的系统性的宗教镇压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国家政策有关。该报告阐释了官方在用辞上的重要改变来表明一个重大政策的转移,及描述了计划引导官方行动的基本方针。

该报告首次详载了一个在新疆剥夺维吾尔人宗教自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复杂结构。它们包括:

. 现有管理新疆宗教活动的法规;

. 给党和政府的干部实施对少数民族宗教事务的政策读本手册,该读本在2000年在内部下发,详尽陈述许多镇压政策,而这些政策后来均编入法规之内;

. 禁止未成年者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法规;

. 文件承认维吾尔人因被控犯宗教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监禁或行政拘留的人数大增,包括那些经过声名狼藉的劳动教养制度的人士;

. 法规详述如何将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变成“国家秘密” 。

这些文件资料被视为极度敏感,因此只局限在党内或党员间及政府里传布。这些资料首次於本报告中公开。精选部分可在www.hrw.orgwww.hrichina.org上查看。

中国在2004年11月颁布严格的新国家宗教法规,将於2005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法规的第一条,主要的两个目的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及规範“宗教事务管理”。这两个目标与早先的政策声明、法规的实行是相一致的。虽然目前不可预料实行的结果,但是新的法规使原本繁冗的管理结构更为复杂。看上去政府似乎有着双重未明言的意图:一是使得一个未得国家批准的宗教组织或教堂、清真寺、寺庙、修道院或团契堂比从前更难生存;二是巩固对每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或场所其内部的人事、财务和活动的监督。由於新国家法规与在新疆先前存在的管理结构(除了西藏以外,此结构比起中国其他地区要严格)有着某些相似处,因此在新疆的政策似乎影响了新的国家宗教法规。

虽然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政府对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发表的各种白皮书里均保障宗教的自由,然而事实上,新疆的穆斯林所能拥有的宗教自由时时刻刻都在国家和地方当局的主宰之下。对许多遭受国家镇压的人而言,独断专横便是镇压行动的准则:在一些人被允许的事物,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导致严厉的处分,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有民族分裂的倾向、具有领导能力特质或不忠政治观点的人。所谓真正的宗教自由便是个人自由地信奉其宗教的权利,而这显然是新疆维吾尔人所缺乏的。

在本报告里,接受采访的消息人士叙述了法律和管理的体制是如何在新疆实行的——从为了遵从配合政府的任务而每年对住持进行的培训,到对“异端”的清真寺的毁坏、对宗教刊物的管制以及对学校的整肃。

自90年代中期起,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掌控,从针对神职人员逐渐发展成对一般信徒的侵扰。据说清真寺经常受政府全面的操控和监视,其目的为阻止信徒的出席,特别是儿童或青少年。学生和公务人员述说,他们除了只被允许遵守穆斯林的禁忌,不食猪肉以外,根本不可能公开地从事任何别的宗教活动。其他人则说有些人失去工作或遭逮捕,均因他们被视为过於虔诚。不管是信教或者是不信教的穆斯林都说,几乎没有一个公共场合来让人表达宗教信仰。几乎每一个与我们谈过话的信奉穆斯林的年轻维吾尔人,都有过被骚扰的经历。

镇压新疆宗教最平常使用的手段之一,便是每年用来对付犯罪的“严打”运动。当“严打”在全国各地进行,并造成人权侵犯的情况时,这一运动在新疆则用来取缔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理由是这些宗教活动乃是分裂活动的伪装。

虽然官方对逮捕、判刑及处决的统计数字保密,但是据估计每年有数千人因“非法宗教活动”而被拘留,人权观察所监视的地方媒体的报告内容与各个估计的数字相一致。中共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在 2004年9月承认当局已在该年的前8个月起诉了22个团体和个人涉嫌於“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案件,并已对 50个人判刑,包括一些在当时还未执行的死刑。新疆是全国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处决最多人的省份,自1997年以来,已处决了200多人。

北京在谈到该区域的维吾尔民族分裂活动和伊斯兰教为本的恐怖主义问题时声称,采用高压手段是必须的。虽然一些维吾尔激进分子主张以暴力推翻中国统治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样的个人即使在维吾尔政治活跃人士间也只是少数。说起来,下面将描述到,近来的证据显示出该区域的械斗活动已减低。中国对该区域的掌控比起其他区域相对地薄弱,加上该区域比邻8个国家的边界而极难管治,这些因素可能使中国的恐惧一直在加剧。此外,近年来,新疆成为中国经济上的热点,石油的发掘使该区成为吸引投资的目标。这些均导致战略和安全上的顾虑,而这一点也左右了最高领导层对新疆的政治决定。结果是所有在新疆的政策均含有 “反民族分裂”的成分;而践踏宗教的自由则被视作一个有效的手段。

基於政治上的顾虑,北京将新疆、台湾和西藏都归入同一个广泛的类别。要求分裂以及自主权,在北京来看都对中国国家政权的延续及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一种威胁——以上三区对全国许多充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此,这个极度压制的管理体制施行的首要目的,便是确保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忠实。在党的文件、新闻媒体以及法庭上,均把公开表达异议或与党纲偏离的言论行为与“危害民族团结”、“分裂民族”或者甚至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指控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的刑法之中,对此进行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这种对异议或潜在异议充满火药味的反应,反映在官方发言和政策文件中含战斗语气的字眼上,表现为请求当局来“重击”、“平定”、“消除”、“扫荡”非法的宗教活动,并“矫正”、“再教育”及与异端信徒和神职人员“进行斗争”。

民族分裂情操在新疆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广泛剥夺其基本权利的正当理由。一个离北京3,000千多公里,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族群成分的省份,似乎普遍支援一个脱离中国享有真正自主权的思想。尽管大量的汉族人移居该地,但是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中亚裔和穆斯林。就像西藏,面对着受政府鼓励的大量汉族移民当地的现象,新疆的维吾尔人担忧他们文化的存活。

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宗教掌控是全面的和无所不包的,好像超出了一般的压制而进入了一个惩罚控制的境况,这种完全改造维吾尔人宗教特性的控制,似乎是为了适合国家的目的而设计的。非维吾尔族的团体并不被视作对新疆造成分离的威胁,因此对其控制也较不严厉。其他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斯坦人、塔吉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蒙古人等,在中国之外均有其独立的国家,因此被认为无求民族主义的热望。在主要的伊斯兰教团体中,只有维吾尔人没有独立的国家。

对大部分维吾尔人而言,主要的问题不在宗教本身,而是宗教的镇压对他们的民族特性带来一个可预见的威胁,并同时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被殖民的感觉。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传统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成分,而中国当局加诸於维吾尔伊斯兰教的严格限制,在维吾尔人的眼中,便意味着一个贬低他们民族特性的企图。

显然正是这个原因,除非是经中国共产党机构所批准过的,所有维吾尔人举行的宗教活动总是先被假定为非法。尽管中国政府宣称保障宗教自由的权利,但是基本上仅为“国家认可”的宗教才享受如此的尊重。

真正的宗教自由,包括在公共或私人的场合,独自或成群地进行膜拜、举行仪式、信奉躬行以及传教的方式来信守其宗教或信念的权利,这明显是新疆维吾尔人所欠缺的。

中国为压制分裂主义的动力,而将伊斯兰教置於严厉的国家掌控之下的企图,不但大大地侵犯了人权,而且这一政策极可能孤立维吾尔人,进一步把宗教的表达转入地下,并助长发展更极端和对立形式的宗教性质。而能够调解国家和这个少数民族之间紧张状态的缓和言论则可能愈来愈少了。

自2001年9月11日后,中国一直企图把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归入全球 “反恐战争” 的一部分。中国利用美国遭受攻击之后的气氛,以及一些维吾尔人确实在阿富汗战斗的事实,不断地并且大为成功地把维吾尔人描述成威胁新疆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这在中国民众间似乎成了一个主要的看法,此乃因自由媒体的缺乏,而人民几乎无法将消息的来源进行比较,来对此宣传做独立的判断。

将“恐怖分子”的标签加入公共话语里的做法,增强了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彼此的不信任。我们在当地所采访的维吾尔人指出,该地区反对中国统治的人士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就一直被贴上许多标签:在50和60年代,国家说他们是“封建成分和民族主义者”;在70和80年代则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在90年代又被称作“民族分裂分子”;而现在,自2001年起,则是“恐怖分子”。

在美国遭受攻击产生的馀波中,中国成功地游说华盛顿支援其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组织,列入联合国所禁止的恐怖组织名单里的要求。虽然一些小型的偏独立的组织在过去曾诉诸於暴力手段,但自1998年来,并没有重大暴力活动的报告。这并不意味一些个人或团体没有为促进他们的政治目标而继续采用暴力的可能。但是,中国官员承认民族分裂活动,事实上在近几年来已经减低了,并对国家政权的生存力不造成威胁。中国乘机利用“九一一”之后的气氛,发表了这个极无理的声明,称在新疆传播和平的宗教和文化资讯的个人都是恐怖分子,他们只是改变了策略而已。

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对新疆的宗教和人权的处理能够重新考虑。中国的友国和其多半是伊斯兰教的邻国,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这样的团体,应坚持中国公开所有适用於新疆的宗教法规;应对中国施压使其邀请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并给与其在境内不受限制的行使权;也应邀请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在完全配合其职责执行的条件下,专门到中国新疆视察。

鉴於中国逮捕、监禁、虐待以及甚至处决宗教囚犯的记录,其他国家不应参与遣送、引渡或秘密交还维吾尔人回中国的行动。在新疆的外国投资者应坚持在他们的工作场所里有宗教的自由,并确保他们的营业运作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得助长新疆没有宗教自由的风气。美国不应以政治上的利益而同意中国今后的要求,把任何组织在没有充足的证据下列入恐怖分子组织的名单里。

关於报告研究方法的简要说明

这份报告是根据从前得不到的文件,和在3年期间不同的时段里对许多维吾尔人个人所做的采访而写成的。人权观察在新疆视察了各都市和乡村地区,并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人,其中包括学生、教师、私人及国家部门的雇员、业主、无业者、农人、迁移劳工、神职人员和记者。我们还访查了清真寺、学校、大学、医院、市场、餐馆、观光区以及其他的公共场合。我们也在街上、火车上、公共汽车上和私人用车里进行了一些采访。

由於极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新疆,理所当然每个维吾尔人都害怕被人看见、听见或者被怀疑与外人谈论政府的政策。接受采访的人经常说,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当政府的密探,这使得公开谈论有关宗教和种族如此敏感的主题极不安全。然而在秘密和安全的环境下,大部分接受采访的人都能自在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为了保护受访者,我们在这份报告里使用化名,并省略了采访的场所,对与我们谈话人的身份做必要的保护。引文中将指出化名的使用处。

土耳其(突厥)-维吾尔语(Turkic-Uighur) 的罗马拼音没有一个国际标准,在我们报告里所使用的“Uighur”这一转译词有着其他各种的拼法,包括Uygur、Uyghur和Weigur。在中文里,此名音译为“维吾尔”。报告中的人名也有显着的不同,完全视该原名是维吾尔语的中文音译或官方文件中使用的缩名而定。举例来说,一个维吾尔名 Abdulkerim在中文里音译成“阿布都克里木”,但在官方文件里又以“阿布都”出现。中文的地名与当地语言的地名也不同(如:伊宁市在维吾尔语叫 Ghulja,而和田便是众所周知的Khotan)。

为了书写的一致及更为大众所知,对於我们所简称为“新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里的地名,这份报告则采用了官方正式的中文音译地名。

建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政府应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行使信奉躬行自己固有宗教的权利和维护自己固有宗教信仰的权利。我们的建议如下:

1. 政府高层和党的干部应明确确定独立的宗教信仰、和平地表达异见以及宣扬维吾尔自治并不构成犯罪行为。

2. 新疆的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信奉躬行,除了受制於民主社会里必要的保护国家安全、公众安全、健康、秩序和风化的那些法律以外,不应受政府的干涉或批准。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招募和训练、宗教仪式的举行和出席、祈祷场所的设立和管理、宗教事件和节日的庆祝、宗教资料的撰写和出版,以及所有层次的宗教教育的提供,都应假定为合法,不须事先得到批准。

3. 儿童和青少年礼拜、接受宗教教育和包括由服饰表达其宗教的权利应受尊重。父母及合法监护人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的权利也应受尊重。

中国若要实现尊重宗教、结社、表达和集会的自由,少数民族享有其固有文化的权利,父母有教育自己子女的权利,任何人均享有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这些义务,彻底的法律改革是一个紧急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当局:

1. 废除新疆的宗教暂行法规,并使全国的宗教和集会自由的法规遵照国际法和国际标准。

2. 修改对宗教自由的指导方针,如2000年发布的读本手册,使其遵从在国际法下中国应尽的义务。读本中的指导方针极有问题,因其已远超出法规要求的範围,而这反映了政治准则的首要性超过了法律,及不把国际法列入考虑的事实。

3. 向大众公开所有适用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信仰的法律和法规。

4. 确保和平的宗教仪式及信奉并不等於犯危害国家安全罪,也不应有招致犯罪的顾虑。

5. 修改宪法第36条来明确保护个人信仰其宗教而不受国家干预的权利。

应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的宗教囚犯所做的无正当理由的拘押、苛待和虐待,并应释放所有因和平的宗教信仰而遭监禁的人士。为此,我们建议:

1. 没有人应该因其宗教信仰或表达而遭监禁。

2. 没有公正审判的保证,没有人应被监禁或送去劳动教养,保证中包括一个公开的听证会,由自选的法律顾问来代表或给予建议的权利,提出辩护并能援用和依赖宪法权及人权的权利、无罪推定的权利和对司法权威上诉的权利。

3. 监狱、劳教所、拘留所以及其他的拘押地方应公开接受检查;应设立侦探和调查苛待及虐待指控事件的制度;应严格禁止使用由酷刑所得到的证据;确保虐待或苛待被拘留者的人受到处分。

4. 联合国反酷刑事务特别报告员(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应被邀请至新疆视察,依其工作法则来观察当地的情况并做出改革的建议。

5. 对所有在新疆的因犯和新疆宗教有关的罪而遭拘押或监禁的人,包括那些上过法庭和经劳动教养的个人,政府应公开有关他们的消息,并提供容易取得资讯的渠道。

对国际社会:

对中国试图以必须镇压“恐怖主义”为理由,来取缔任何维吾尔自主意识的声明,国际社会应质问此声明的正当性,并明白表示中国须负责对每个与此罪名联系的案件举证说明。国际社会应使中国清楚了解,其在新疆广泛的镇压政策只会加深当地民众的反感,并冒着使该区域进一步不安定的风险,因而将损害全球反恐运动的信誉和进行。

1. 与中国进行情报和司法合作的国家应坚持任何的合作均以尊重人权的保证为条件,并应要求中国对真正的犯罪行为与和平的异议行动,如新疆自主的表达和独立信仰其宗教,做出区分。

2. 逃离中国并要求庇护的维吾尔人在待解决其庇护的要求之中,应给与不被遣送中国的保护。而这一要求应遵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和决定。

3. 其他国家不应协同将指控犯罪的维吾尔人,包括那些犯恐怖主义罪的人交还中国,直到对遣返者的适当待遇能得到独立的监督以及能够确定他们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为止。中国系统性地虐待其“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的措施以及新疆特别高的处决率,使得如此的遣返极危险,且极可能违犯反酷刑公约和联合国难民公约。

4. 与中国从事反恐策略磋商和教育项目的国家,应以协助中国发展尊重人权政策为目的,特别注意对新疆的政策。

对国际组织机构:

当前中国正逐渐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目前特别需要凭藉联合国,完全地融入提倡和保护人权的国际系统里。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体制和组织应特别关注在新疆的镇压政策,以及维吾尔人的苦境,这些乃视为中国对国际义务的偏离。

1. 联合国反酷刑事务特别报告员(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应要求把新疆列入其计划到中国视察的行程里,以便其可审查对被控犯宗教或国家安全罪的人之待遇,并建议国际组织来确保人权的义务在反恐策略中完全受到保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应要求中国报告在实行1994年 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 on Religious Freedom)对有关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所做的建议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3. 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应给中国政府写信,对那些因宗教的信仰而遭逮捕和拘押的人,包括那些拘留在劳教营里的人表示担忧,并应要求给予到新疆进行视察的邀请函。

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应敦促中国开始改革在新疆的宗教政策,消除助长宗教迫害,造成维吾尔信徒逃离新疆的规定。

5. 在儿童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2005年9月复核中国向该委员会报告其在实行儿童权利公约中的权利所采取的步骤之前,该委员会应询问中国在保护新疆儿童信仰其宗教和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这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6. 联合国的反恐委员会(The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应要求中国在实行反恐策略时依国际人权标准履行其义务,并应协助中国为此建立一个长远的计划。

对在新疆的国际捐助者及救助团体,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1. 作为同意与新疆当局合作的部分条件,应要求独立监督协助和服务的运作情况,以防止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歧视。

2. 要求与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磋商影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政策和法规。

3. 协助由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运作的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倡改革国家、省份和地方对宗教的法律和法规,以确保:

. 个人和团体可自由地信奉躬行其宗教,不需要任何注册;

. 宗教自由不受国家安全条款限制;

. 政府施用宗教法规的自我决定受制於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准则、清楚明白的定义、透明化的处理以及程式上的保护,包括受影响方可对涉嫌滥用决定权的一方提出异议;

. 中国官方不应详细审核宗教的结构、宗教的职务或通过宗教文物的手法来干涉宗教内部的事务。
4. 提倡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自由表达、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5. 作为新疆监狱和拘留所里的任何保健或人道项目的一部分,应监督环境状况和报告虐待事件以及对中国当局提出任何的顾虑。

6. 在所有的人道项目里,散发中文、维吾尔语和其他地方语言翻译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反酷刑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的文件。

7. 支援技术援助项目来协助中国政府创设为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团体服务的法律谘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