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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正在改变世界

2010年02月05日

何清涟

中国共产党从建政开始,就一直梦想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为此不惜剥夺民众福祉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近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除了 “军事装备”这种“硬实力”之外,还需要用“软实力”影响世界。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官方学者是郑必坚,他於2005年在《外交事务》发表《中国和平崛起》1一文,此文的详细观点被中国《人民日报》网站以《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2为题发表,此后好几年内都一直是热门的中国话题。

一、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与推行

在国际关系中,“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这一概念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 亦译为“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现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用语。3

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软实力”不同,经济实力这一“硬实力”被中国政府当作“软实力”推销. . . . . .

中国在用“神五”、“神七”、军事力量现代化、GDP总量等展示“硬实力”的同时,也将“软实力”这一概念吸收过去,并按照自己的理 解,设计了一整套“软实力外交”方略。这样一个毫无原则,按照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政府设计的“软实力”外交,实在是颇具“中国特色”。

中国的软实力渗透服务於中国的外交目标。中国的外交共分为三个层次:大国外交(以美国为核心)、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根据不同的外交需要,中国的 “软实力”渗透包含经济援助、经济合作与文化渗透等三方面内容。以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外交为例:首先,通过增加对外援助,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 和经济联系;其次,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计划,发展全面合作框架,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利益夥伴;再次,通过半官方项目加强文化吸引力,并增进东盟国家的亲 中态度。这种“软实力外交”不仅体现在亚洲战略中,4 还推广於世界範围内,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软实力”不同,经济实力这一“硬实力”被中国政府当作“软实力”推销,在“利诱” 之下,将中共的文化价值观念包裹於“孔子学院”5的外衣之中,让世界接受早已变味的“中华文化”。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更是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经过软包装的中共文化的良机。6

二、“订单外交”使欧洲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摇摆不定

近年来对欧盟的外交,中国政府越来越倚重动辄上百亿的“跨国大采购”。这种始自上世纪末的外交手段,无论是外国媒体还是中国本身,均将其称之为“订单外交”。7这里略述其产生渊源。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以是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划线,谁批评,谁就是“反华反共势力”,其惩罚办法除了让媒体口诛笔伐之外, 还让爱国“愤青”上街游行并甩给这些“敌人”在华商家几砖头以显中华“神威”;而施惠於友的办法则是送富国政府以采购大单,赠穷国政府以经济援助。应该 说,中国这方面的策略非常成功。在2007年以前,除了美国之外,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均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历过20馀年的外交历炼,中国政府已经很善 於利用经济利益引导并塑造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居於欧盟轴心的法、德两国对华政策的不断变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政府对欧洲这种服从於经济利益的无原则外交,不仅利用“订单外交”操控调整,而且还讥讽为“人权外交的虚伪性”。

德国在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时期奉行极度亲中政策。2004年4、5月之间我到德国作短期访问时,在科隆、柏林、汉堡等地共做了4场演讲。一些华人听了我的演 讲后告诉我,你这类批评中国政府的演讲,要在半年之前是不可能被德国社会接受的。那时候,德国的施罗德政府非常“亲中”,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干脆在电视节目 中公开告诫德国政府与公众:要想与中国做生意,就不要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腐败以及中国的人权状态。接替施罗德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女士(Angela Merkel) 改变了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坚持“价值观外交”和“新亚洲战略”,在2007年访华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态并提出了批评。她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德国公众 及世界人权组织的赞誉之声,但却因此未能在这次访问中获得一宗订单。中国为了反制默克尔在当年9月会见达赖喇嘛,还取消了两国外长参加联大期间的早餐会和 德国财长原定於12月访华的行程,冷冻了两国外交部次长每年定期讨论经贸和人权议题的战略对话,计划2008年启动的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工作 也已中止。8默 克尔总理之所以能这样做,并非全出於她个人的价值偏好及其在前东德的生活背景,也与她上任以来德国开始反思对华政策有关。而这种对华政策的反思之所以能够 开始,是因为部分在中国投资失败的德国中小企业公开披露了自己在中国的失败经历,大企业西门子在华撤资以及在中国的贿赂丑闻均在这一时期发生。

法国号称“人权祖国”,但长久以来为经济利益所牵引,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关注与批评。希拉克(Jacques Chirac)政府奉行“重贸易、轻人权”的对华政策,因此经常为“空中客车”等大企业拉到中国的采购大单。高兴之馀,法国政府居然於2007年4月向中 国新闻出版署署长龙新民颁授法国政府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而龙新民在中国管制媒体方面以“强硬派”着称。法国政府给这位控制媒体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授勋,无异於肯定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具有政治 正当性。此举不仅让饱受政府控制舆论之苦的中国知识界为之气愤,也受到一些法国媒体批评,9但 法国政府此举却让商界大有斩获。为了“惩罚”德国,中国政府对德法两国采取了“一打一拉”政策:当默克尔遭受冷遇之时,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正在中国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拿到了世界民用核电史上最高额的订单(100亿欧元),还售出了160架“空中客车”。10

只是好景不常,中国政府与法国萨科齐政府的蜜月很快结束。2008年3月,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过境传递,法国各界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此后萨 科齐又决定於12月会见达赖喇嘛。在此情况下,中国当局终於决定惩罚法国,於是中国又出现“仇视法国和抵制法国货运动”。法国人深感委屈:对美国总统布什 (George W. Bush)、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北京当局都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却偏偏对法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如此难以容忍?是不是法国成了北京眼中的“西方 薄弱环节”?法国媒体在批评北京政府蛮横无理的同时,也抨击了巴黎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认为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批评前总统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重贸易、轻 人权”,而自己最终还是步希拉克的后尘,不仅在法国国内失信於民,而且也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威信扫地。

有人指出,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说法,与当年那些“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不值得同苏联对抗”的说法如出一辙,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11中 国政府的报复也未就此结束,2009年2、3月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欧洲,特意未去法国访问以示冷落,并给了德国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订单,德国 前经济部长祖·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将此举称为德中关系的“伟大时刻”。而一直有强烈亲中共倾向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新闻报导干脆以“柏林欢迎中国采购团, 结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为标题。12

“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现阶段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利益与人权议题之间的取舍,让欧洲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在庆贺《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政治家无奈地承认,“在人权与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矛盾”。13中 国政府对欧洲这种服从於经济利益的无原则外交,不仅利用“订单外交”操控调整,而且还讥讽为“人权外交的虚伪性”。2008年欧美各国经历金融危机之后, 经济萎缩,中国更是将“订单外交”视为拯救欧洲经济之举,认为应该将“订单外交”作为一种主动的、进攻性的经济外交工具,用来争取更多的盟友。如对巴西、 澳大利亚、中东国家、俄罗斯、中亚国家等,都可以实施类似的订单外交策略。14

三、美国政治中日益趋强的“中国因素”

与欧洲的英、法、德等国相比,美国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取舍既不像法国与德国这样游移不定,也不像英国那样一开头就以经济利益至上为取向。如果说 一宗大的订单可以暂时改变欧盟国家的对华态度,那么改变美国政界的态度则相对复杂与漫长,大额订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态度。比如2009年9月8 日中国在吴邦国访美时送给美国124亿美元的经贸合同,15两天之后,美国就陆续对中国的钢管与轮胎加征关税。16这一结局让中国的愤青深感郁闷,一篇《百亿美元订单换美国制裁,订单外交实在是国人之耻》17的文章在中国网路上不胫而走。

与欧盟相比,中国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管道复杂得多。直到2009年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访问中国,明确表示不要因为人权问题影响两国经济交往时为止,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关注。对於中国透过美国政商要员的关系 影响美国决策这一点,美国也未放弃警惕。2009年4月底,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开了一场主要针对中国运用外国政要与媒体进行宣传的策略的听证会。18但防备归防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现阶段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美国政界及其智囊群也因其对中国的立场各不相同而分成为派别,即所谓的蓝队和红队。

在世界範围内来说,与其它地区相比较,中国对非洲的渗透与影响最为成功。

如果大致做一划分,蓝队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其主诉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问题;而红队则一厢情愿地坚定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成为稳定东亚与世界的力量,其主诉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中美经贸重心的转移与美国政治家的代际更替,红队与蓝队的成员早已不再是以党派划线,而是以选区利益划界。近年来,中国当局最重要的“发现” 是:因选区利益受损而呈强硬态度的议员,毕竟不同於以前讨厌中共意识形态的老派“反华派”议员,因此可以用种种“适当”的手段争取其软化立场,比如与其选 区的企业加强经济合作之类。19

事实上,在中国这种实行控制媒体与思想管制的国家,从未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的人根本不可能凭藉十来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了解真相。况且,中国共产党积几十年“检查文化”之经验,很善於向外国人与上级领导展示美好的一面。

中国通过利益牵引影响美国主要通过几条途径:

其一,透过各种管道在美国展开游说业务。20在 毛泽东时代,中国当局按照极权国家的政治逻辑来理解美国政治,热衷於开展元首外交,以为美国也是“一把手”说了算。邓小平在这方面仍然是“萧规曹随”。直 到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才开始明白,美国政治并不是由白宫的“领导核心”全盘主导,国会山的535位议员随时都可能给白宫、大大小小的外国政府、公司和社会 团体“制造”一些可大可小的“麻烦”。因此,游说国会是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目前,为中国游说的公关公司已有20多家,其中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出面 雇傭的有两家律师事务所: Patton Boggs和Jones Day;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21

其二,邀请国会议员到中国做走马看花式的互访。从2004年开始,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建立了正式交流机制。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 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现在,美国国会内已建立了 3个与中国相关的“中国议员团”,其中跨党派的“美中工作小组”(U.S.-China Working Group)最引人注目。该小组成立於2005年6月,次年就有近40名成员加入。共同主席里克·拉森(Rick Larsen)和马克·柯克(Mark S. Kirk)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应与中国人手拉手过河”,而里克·拉森的另一句名言则是:“要让议员们了解中国,最好把他们送到中国去”。22事 实上,在中国这种实行控制媒体与思想管制的国家,从未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的人根本不可能凭藉十来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了解真相。况且,中国共产党积几十年“检 查文化”之经验,很善於向外国人与上级领导展示美好的一面。从1944年7月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开始,直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后相继访问中国的美国政治家们,往往对中国印象良好。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一生最感头痛的事情,就是与这类到过中国几次或曾在中国短暂停留的所谓“中国通”们讨论中国问题。

其三,通过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游说美国政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

在共同抵制国际社会对中非人权状态的批评方面,中国与非洲一些独裁国家更是形成了利益同盟。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於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 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 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 说机构以及共同雇傭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功。 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23

2006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24对华限制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达47类,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波音、联合技术等跨国公司的游说。25

四、中国的非洲战略:互相包容的反人权暴政者同盟

至今为止,在非洲53个主权国家中,已经有49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馀4国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世界範围内来说,与其它地区相比较,中国对非洲的渗透与影响最为成功。

中国现阶段的非洲战略发韧於1995年。从那时开始,中国完全放弃了毛时代“反殖反霸”的意识形态战略,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经济方面则从单纯的经济援助改变为强调“互利双赢”的资源开发。26尤其是在共同抵制国际社会对中非人权状态的批评方面,中国与非洲一些独裁国家更是形成了利益同盟。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并未为非洲人民带来多少就业机会。

现阶段中非关系具有两大特徵:1、首脑外交成为双方关系的基础,比如2007年胡锦涛曾率130人的代表团访问纳米比亚,促进了中国与纳米比亚间的 经济合作;2、中国在战略性资源方面的投资开发构成中非合作的实质关系,中国现在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夥伴。然而这一战略却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冲击,中 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明显增强。特别是中国保护违反人权的国家以及无视非洲国家治理和透明度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能源罔顾非洲的环境生态。27中 国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这种采掘型工业对环境破坏较大,从而引起一些非洲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主要是石油开采、木材开 采和修建大坝。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多对中国的石油开采和修建大坝提出批评。西方公司受到公民社会的监督,不敢在非洲从事有悖於人权和道德的开采活动。比 如奥地利与加拿大的公司就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放弃了苏丹的石油开采权。但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石油公司由於缺乏公民社会的干预,购买了这些特许权。 中国石油公司大量徵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导致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28苏丹和莫桑比克两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在非洲修筑大坝很有意见,以伦敦和喀土穆为基地的苏丹人组织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库里曾撰文批评中国迫使产油区居民迁移;还提到中国参与修建的麦洛维大坝迫使3个民族群体迁移,影响到众多居民的生活。29

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国家援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专制权力。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并未为非洲人民带来多少就业机会。一些中国公司考虑到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成本问题,倾向於从国内带去劳动力,这无疑给非洲劳 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加之这些中国企业往往将国内的一些工作模式(过长的劳动时间、过低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响。南非国际事 务研究所副所长穆莱齐·姆贝基(Moeletsi Mbeki)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而言既是诱人的机会,也是可怕的威胁。30

漠视人权并支持独裁政府。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方式所造成的危害备受指责,原因有三点:一,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国家援 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专制权力。英国皇家非洲学会(Royal African Society)会长理查德·道登(Richard Dowden)指出“中国政府喜欢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 。31中 国对津巴布韦(Zimbabwe)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支持也在国际社会备受指责。中国与苏丹的经济合作成果主要是在苏丹大量开采石油。而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达尔富尔危机的主要根源是 环境恶化。而苏丹等国在抵制国际社会对两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方面更是利益同盟。32二, 中国对非援助数字不透明。现阶段,中国援助非洲由商务部负责,但各省市及各部委各有自己的项目,高层领导人出访时又有灵活掌握的额度,这种多头援助的方式 使得援助总数难以确定。三,中国的援助以国家贷款形式帮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但由於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管理能力,中国向非洲的各种贷款,不仅难以帮助其正 常发展,反而会使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对其政治发展带来消极影响。33中 国对纳米比亚援助和与此相关的采购丑闻,可以很生动地说明中国把海外援助与本国公司利益挂钩的方式面临的腐败风险极大。中国当年为这个非洲小国提供低息贷 款的条件是购买价值5530万美元的中国集装箱扫瞄仪,以“帮助打击走私”。集装箱扫瞄仪的供货厂商是同方威视,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则是这 家公司的负责人。34可以说,发生在纳米比亚的同方威视腐败案件,使非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模式”严重受损。

概言之,中国正在向世界推销的“软实力”与国际社会界定的软实力(文化价值观)有很大不同,在欧洲等国是订单外交;在非洲是资源外交加上有条件的经 济援助。而真正的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极有限且多为负面的。近年来,“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更是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成为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 会。35按 照不少在华“中国通”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腐败”。於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外交,常常导致对游戏规则的破坏与腐败。“中国特色”蔓延给 国际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败氾滥。近年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腐败丑闻不断,朗讯、德普、IBM、日立、西门子都曾相继传过贿 赂中国高官的丑闻。36即使一直是块净土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最近也曝出几位委员涉嫌受中国政府贿赂的丑闻。37可以说,中国在国际社会推行“利”字当头的软实力,其结果是造成对世界的“精神污染”。小看这种“精神污染”造成的腐蚀力量,会使世界受到报应。

注释

1.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015/zheng-bijian/chinas-peaceful-rise-to-great-power-status^

1.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015/zheng-bijian/chinas-peaceful-rise-to-great-power-status^

2.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新华社,2005年9月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11/content_3338555.htm^

3.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 ^

4. 萧新煌,艾伦·杨:《中国献慇勤的详情》,《亚洲时报》,2008年12月4日。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8-12/304046.html^

5. 中国政府一直将中文学校、华人社团、华文媒体视为“海外统战三宝”。从2004年开始,中国将原来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华夏中文学校”改称为“孔子学院”, 并在全世界推广。中国负责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的机构是“国家汉办”,属中国教育部下属的事业单位,对外以NGO面目出现。截至2009年7月,已经启动 建设了331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83个国家和地区。 ^

6. Didi Kirsten Tatlow, “Throwing the Book at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6,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518504574417982729885504.html^

7. 陈君:《中国贸促团“拯救欧洲”,外媒:中国开展“订单外交”》,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8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j/hwkzg/news/2009/03-18/1607326.shtml^

8. 储昭根:《中美欧重构战略三角》,《南风窗》, 2007年12月25日,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7^

9. 《法媒体批评向中国强硬派颁勋章》,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4月25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590000/newsid_6591500/6591505.stm^

10. 《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已订购160架空中客车飞机》,路透社,2007年11月26 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ina-225520071126^

11. 《法国学者:对於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5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48.asp;《中国谴责萨科齐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萨科齐期望双方能心平气和处理此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7日,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72.asp;《法国网民对中国抵制法国货的反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6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68.asp^

12. 柏林欢迎中国采购团:结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德国之声,2009年2月26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058984,00.html;《德国专家谈中国采购团:巧妙的政治举措》,德国之声,2009年2月
27日,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059361,00.html^

13. 章乐:《法兰西在困窘中庆〈人权宣言〉60周年》,《大纪元时报》,2008年12月1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8/12/13/n2361700.htm^

14. 《订单外交四项注意》,中国企业家, 2009年5月5日, http://www.cnemag.com.cn/magazinefree/html/175/1309/content/5254.shtml^

15. 李拯宇及徐松:《中美签署近124亿美元经贸合同》,2009年9月8日,新华社,2009年9月10日, http://www.gov.cn/ldhd/2009-09/09/content_1412971.htm^

16. 郑裕文:《中国反对美国对中国的钢管施加关税》, 美国之音, 2009年9月10日,http:// 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10-voa39.cfm; 叶兵:《北京反对美国徵收中国轮胎惩罚性关税》,美国之音, 2009年9月12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12-voa27.cfm^

17. 《百亿美元订单换美国制裁,访美成果令谁满意?》,中华论坛,2009年9月13日,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5/06/43/8_1.html^

18. Bill Gertz,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4, 2009,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9/may/14/inside-the-ring-16901398/. ^

19.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303页,第410页,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尹继武:《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学说连线,2003年8月29日, http://www.xslx.com/htm/gjzl/gjgx/2003-8-29-14633.htm^

20. Bill Gertz and Rowan Scarborough, “Inside the Ring: Chinese Influence Unit,” The Gertz File, January 2, 2004, http://www.gertzfile.com/gertzfile/ring010204.html^

21. 薛海培:《北京委托美国公关公司在国会游说》,来自NCAA(National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s)的mail list, 转引自 http://laoyao91.spaces.live.com/blog/cns!7DAF864A4CA8AA69!232.entryAugust 29_2005;曹郁芬:《雇用公关公司,两岸拼银弹,在美游说角力》, 《自由时报》, 2007年4月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7/todayp7.htm^

22. 唐勇:《美国议员谈对华心态:最好把自己送到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5/16/content_4552374.htm^

23. 李昕及王丰:《游说美国》,《财经杂志》,2006年8月7日,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6-08-07/110065239.html^

24. 2006年7月6日,美国商务部下属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草案,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的範围。 ^

25. 丘慧慧及陈善哲:《中美舌战高技术出口管制,跨国公司加入游说》,《21世纪经济报导》,2007年2月1日,http://tech.sina.com.cn/it/2007-02-01/10251364576.shtml^

26.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1-20页参见李安山的博客,http://blog.china.com.cn/lianshan/art/108615.html^

27. Dianna Games, “Chinese the New Economic Imperialists in Africa,” Business Day, February 2005; Lindsey Hilsum, “China’s Offer to Africa: Pure Capitalism,” New Statesman, July 3, 2006, 23–24,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607030028^

28. Daniel Deng, “A State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Northern Upper Nile”; Peter Adwok Nyaba, “An Apprais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udan Relations and Its Future Trajectory in the Context of Afro-Chinese Rel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ovember 23–25, 2005, Johannesburg。 ^

29. A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 ed.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Fahamu-Pambazuka, 2007), 77–86. ^

30. Paul Mooney, “China’s African Safari,” Yale Global Online, January 3, 2005,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safrican-safari. ^

31. Alan Beattie, “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07. ^

3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2007, 329,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UNEP_Sudan.pdf. ^

33. Alan Beattie, “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07. ^

34. Simon Elegant, “Could Corruption Probe Linked to Son Hurt Hu?,” Time, July 22, 2009,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12117,00.html. ^

35. 《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德国之声,2008年9月23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664268,00.html^

36. 何清涟:《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9年第2 期,总105期,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21.htm^

37. “Nobel Committees Investigated for Bribery,” The Local (Sweden), December 18, 2008, http://www.thelocal.se/16418/2008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