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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专政的宣传,鲜有新闻自由的60年

2009年10月27日

赵岩

赵岩对过去60年中国的媒体控制及新闻检查制度作了一个总体回顾。他的结论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新闻界放弃并失去了其自由;此后至今,为了未来实现媒体的独立和言论自由,他们从未停止过抗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干支轮回来看,60年为一大轮回。这一大轮回中,历史到底有多少前进,又有多少后退?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前行了,还是原地踏步?——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新闻60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新闻媒体沦为工具、喉舌的前30年。

一百年前,被中共认为师祖的马克思在论述国家与政治的良劣标准时有过这样的高论:「看一个国家和它的政治是否文明,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新闻是否自由……」可惜,在中共执政后翻译的《马克思全集》中竟然无法找到这句放之四海都皆准的词句。

其实,早在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新闻自由」就已开始沦为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封建造神运 动宣传之工具。据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回忆:在1949年10月1日前夕的一个晚上,当政治协商会议把拟在开国大典上让游行队伍高呼的20条口号报送毛泽东 审定时,毛大笔一挥,选了其中的5条,最后一条就是喊自己「万岁」。官方所有媒体在1949年10月2日的头版中,无一例外地报导了群众路过天安门时高喊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的大幅照片。此口号一呼,此照片一登,「万万岁」声一播,就已注定了所谓「新中国」的媒体和新闻人已经缴械投降,在毛泽东超级 个人魔力面前,基本放下了当年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的新闻自由之武器,而成为毛泽东专政宣传之工具。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利用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这个棒杀的大内第一高手,来掌控新闻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尽管有邓拓、储安平这样有良知的新闻 人,但也未能利用新闻媒体提出自己的主张。1951年,毛泽东用新闻媒体在党外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新闻媒体开始成为中共专政的工具。同年5月 20日,毛泽东又把整风运动引向文化界。又是胡乔木出面,利用官方媒体在全国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毛泽东这样做,就是要看一看邓拓这一类新闻人 ——原来在国民党执政时捍卫正义、真理的天狗——他们是否能变成像胡乔木这类放弃新闻自由而甘当让咬谁就咬谁、让舔谁就舔谁的忠实哈巴狗。在深批《武训 传》的运动中,郭沫若、夏衍、孙瑜这些文化名人均向毛泽东认错检讨,而推波助澜者正是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机构。

1953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指令新闻媒体批判国学大师梁漱溟和红学家俞平伯,并将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向知识界、文化界施放烟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率先写出振聋发馈的力作《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随后,《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在给中共提意见时,直言批评「党天下」。

1957年夏天,毛泽东收回自己的承诺,发动了「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著名新闻人储安平在划成右派后自杀,时至今日尚未平反。

1958年,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刚刚做过检讨的邓拓,被毛泽东又骂成是「死人办报」,被调离。全国新闻媒 体堕落成制作谎言的机器。《南方日报》浮夸红薯能亩产到251,822斤,《人民日报》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导小麦亩产40万斤的「科学种 田经验」。在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全国的农民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土地荒芜,酿成1959年到1961年的全国大饥荒,据保守估计,非正常死亡 3500万人。

毛泽东闯下大祸后,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主持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65年11月,不肯服输的毛泽东在幕后策划,下令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发动文革制造舆论。

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在全国範围掀起文革狂潮。原《人民日报》主编、社长邓拓自杀身亡。文革十年,是中国现 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充满暴力和血腥。全国的新闻媒体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为所欲为的工具,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哪个新闻人敢反抗,就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 翻身。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毫无新闻自由可言,比国民党执政时代大幅倒退,万籁俱寂,新闻界完全丧失了自我,沦为政治的婢女。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工具·博弈,争新闻自由的后30年

文革结束后,中共於1978年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新闻界开始有了新气象。《人民日报》带头冲破束缚,旗帜鲜明地鼓吹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呐喊。当时,中宣部部长对《人民日报》十分 不满,认为是犯上作乱,砍毛泽东这杆大旗。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日报》首次与中宣部公开对抗。

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发表《渤海二号文件翻船事件说明了什么?》,箭头直指政府部门官僚渎职问题。这两篇文章成为舆论监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对文革浩劫反思的深入,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开始置疑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对此,当局先后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运动。新闻界参与了批判《苦恋》,批判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1987年批判以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等不光彩 事件。

尽管如此,新闻界并没有缄默。1987年1月《深圳青年报》刊发《小平同志也可以退休》的文章,被中宣部叫停。但是,《蛇口通讯报》、《世界经济导 报》和北京的《新观察》在中国新的思想启蒙和舆论监督的舞台上继续起着接力的作用。1988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政论片《河殇》,一时间,新闻界异 常活跃。

1989年春天,因胡耀邦去世而引发了学生走上街头开展示威活动。紧接着,《世界经济导报》带头悼念胡耀邦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遭到上海市委封杀。 北京新闻界同仁们声援导报和钦本立,抗议上海市委粗暴干涉新闻自由的行为。新闻界抗议活动与学潮交织在一起,成为「八九民运」的壮丽篇章。

从1989年4月至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以及大多数党和政府 部门的报纸,不仅有人出现在抗议的队伍中,而且均用重头板块报导「六四」前的民主运动。央视甚至把摄像机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电视的直播。在将近两个月的时 间里,中国新闻可谓是对「自由」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亲近。

可是好景不长。「六四」枪声一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共元老们的支持下,将《蛇口通讯报》、《海南纪实》、《经济学周报》、《亚太经济时 报》和新华社主管下属的由戈扬女士主编的《新观察》,央视的《观察与思考》、《历史上的今天》等大胆敢言的媒体封杀,或更换了其主编和社长。

自九十年代以来,在政治高压下,新闻界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控制与反控制,打压新闻自由与争新闻自由的博弈接连不断,新闻从业人员顽强地履行自己的社 会职责,其中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京华时报》、《新京报》、《南风窗》杂志、《财经》杂志、《华夏时报》等媒体的表现尤 为突出。

《中国青年报》2006年的「冰点事件」、2003年《新京报》的「程一中事件」以及《中国社会导刊》主编刘昕女士因刊发《艰难的起诉——中国首起 公民依照宪法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而被秋后算帐等等事件,都说明了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从未停止。进入21世纪后,幸运的是,在全球互联 网的时代,公民记者和网络媒体走上了时代的舞台。在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以及近来发生的贵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和绿坝等许多事件中,网 络媒体和公民记者与学者、专业记者联合起来,迫使政府当局做出了让步。新闻界在政治高压下,拓展了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空间,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让我们拭目以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新闻自由能够尽早实现,使新闻媒体为社会的转型起到应有的作用;若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