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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经济改革的政治负担

2012年02月01日

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是从对更大的政治角度或专门对人权问题进行分析得来的,而是根据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自于自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观察中国的方法。

如果你看今日中国而不关注每个人——包括中国政府——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你会遗漏掉很多东西。中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逻辑现在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和倾向于国内的社会问题。

这里有一个例子,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促进中国劳工集体谈判的过程。2010年9月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当时广东省政府正试图出台一个叫做《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法规,其中包括给予工人对雇主进行讨价还价和选举自己代表的权利。香港的制造商和商业协会对此有很大的反弹,他们派出大批人马到北京和广东进行游说——最终,他们成功了。他们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巨大的广告,标题好像是《反对广东省政府关于民主管理的立法》。因此可以说,他们担心给工人人权。他们的广告声称,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国家的经济作贡献,政府对此不应该忘记。

我们的组织决定推出我们自己的广告,在报纸上刊登了半个版的广告,表示支持广东省政府给工人集体谈判权的立法。在广告中,我们敦促香港制造商和商业协会要更多地表现得像一个商业协会,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就价格标准与国际买家进行谈判,而不是总要去压榨工人。如
果价格过低,没有工厂会愿意签这样的合同。这样做才会使他们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协会,而不是像一个欺负更弱者的团伙。

这是我们一场小的战斗,尽管最终是他们赢了。广东省政府撤回了立法草案。我认为这个草案已经是第三稿了。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法规毫无下文。我们仍然在期待着,希望在下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之前能出台点儿什么东西。这事儿我可说不准,当今,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它不仅牵扯到经济权利,而且也涉及到政治权利问题。中国工人的权利应包括选举他们自己代表的权利和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这是一个简单的民生问题,但也是一个包括集体谈判权和结社自由权——这些是政治权利的问题。也就是说,结社自由,只有当政府进行压制时,它才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否则,它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内。

让我们回到我谈的第一点。当观察今天的中国时,我是相当有信心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劳工权利问题是被作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来对待的。甚至就在五年前,大多数罢工的主要组织者的结局都是进监狱。但现在,那些发动了大规模罢工的组织者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也许,如果他们焚烧了一些汽车或损坏了某些机器,可能被拘留一个星期;如果他们严重损坏了什么大的东西,那就另当别论了。中国政府意识到,对工人保持进行镇压在政治上不是明智的做法。工人们并不把对任何政治权利的诉求摆在首位,他们只是想对付他们的老板。因此,这种认识是中国政府对抗议变得越来越宽容,对工人们关注的事情和提出的要求会作出某种回应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港商确实对这种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他们通过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通过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应对法规问题;通过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正常的,他们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有自己的协会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努力保持更多的利润。这是正常的。但是,它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商业协会足够强大,如果他们有钱去游说,并且像上次那样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政府接受游说。如果政府这次接受一方的说客,那就意味着它听取利益群体为自身利益说话的做法记录在案。在中国,我们有大约6亿人的劳动大军。即使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开始出来说话,说:嘿,商业协会、商界采取强烈的立场,就能阻止立法,那么,当劳工方面开始更努力地游说时,政府迟早也必须倾听劳工一方的说法,这将给政府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对不久的将来是相当乐观的。我实际上不是在对中国政府做一个政治分析。我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应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之前着手解决,这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现在到了中国政府必须寻求更多的方式来分担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了。过去30年,至少,我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经济改革开始,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在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香港的投资付出政治代价。这个代价是它在中国国内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形象——无论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如何。在国内,中国共产党被视为是代表着商业和资本主义。我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给它套上这个框框,但这是事实。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形象对维护其政权和党还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并不是好事。因此,他们迟早不得不要求企业来分担这一负担。

再回到我最初的观点,例如:如果有一个集体谈判制度,政府就没有必要使用任何政治力量或其它强制手段来迫使雇主给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使工人更感到满足,以减少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制度:给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和选举自己代表的权利,并且责成雇主进行谈判并对工人的要求作出回应。如果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制度或是一个有基本的民主价值和标准的制度,那么就不需要政府介入。工人和雇主将直接与对方打交道,如果工人们成功了——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且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工人们将得到更多的工资而感到满足。这样的话,政府只要站在中间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分。

这种好处将不只限于在工作场所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工会将会发挥作用。官方的工会目前还处在国有企业的时代,它仍然认为它是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传递纽带。然而,党并不再需要这样一个传送带了,而是需要有人去代表工人,让他们更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至少减少他们的愤怒。因此,工会过去所扮演的传递纽带这个历史角色,现在行不通了。它只是给党传送麻烦,并没有创造与工人更好的关系或为政治制度作出任何贡献。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只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所需要的也是一种新的工会行为。集体谈判制度终将推动行业工会改变自己的规则,更好地为工人服务。一旦工会改变自己的规则,可以想象一下,中国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我甚至不是在谈论百分之五十,但就是这三分之一,也就是两亿人将有适当的工会和体面的生活。有了这样的制度,在我看来,中国将会实现民主。

所以说,香港的商业协会将会继续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将继续努力给自己切更大份额的蛋糕,工人们将继续反击。这种状况将不会停止,除非实施了集体谈判制度。我的角度是有点不寻常,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来自香港对大陆的相当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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