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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

“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復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他走了,我失了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一个兄长。这种痛,是灵魂的抽搐。他为自由而战三十年,为生命自由、国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奋战,必成为自由战士弥足珍贵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绵长。
刘晓波的去世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和最伤痛的事。他试图以身作则化解共产文化造成的暴戾之气,他不断地在磨练锻造自己,就像一颗玉石,越磨越圆润光滑。他是一个勇者、仁者,有着基督徒一般高贵的情操,为了“大我”牺牲自己,被迫害致死,却始终内心没有仇恨。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死亡还不是最悲惨的事,更悲惨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当局强加给刘晓波的,就是这么一个最悲惨的命运。我敢说,人世间最冷酷、最丧失人性者,莫此为甚!今天当我们凝视刘晓波的雕像时,我要说的是,刘晓波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因椎间盘滑脱,心脏病,久卧病榻的丁子霖老师,今天心情非常好,刘霞年前寄来的贺卡摆在柜橱最显眼的位置;今天又收到刘霞在日本为她买的两条质地精良的围巾。”每逢佳节倍思亲“,丁老师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刘霞深深思念的一位亲人。
在当今,我,一个异议分子中的作家,只有拒绝使用中国产的智能手机,拒绝安装来自中国的电脑软件,在民主台湾和西方各国出版作品。更重要的是,不要退缩,不要沉默,继续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吧,并在这种经常失败的奋战中,获取记录这个时代的激情。
牢狱生涯否定了我过去一切文学。无论是流浪也罢,垮掉一代的嚎叫也罢,所谓个人性的反抗也罢,那种先锋文学,那种现实主义也罢,都是和监狱至少是不合适的。监狱差不多对于我看来,就是培养一个作家的一个学校,在中国没有坐过牢的话不可能成为一个很棒的作家。
刘霞被北京当局软禁近8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她曾哭诉:「以死抗争最简单。」到了德国之后,廖亦武告诉《苹果》记者,刘霞在医生与专家们的建议下,住院几天做了比较详细的身体检查,没有再听说她提起抑郁症了。然而,她的胞弟刘晖还在中国当「人质」;她无法自由回中国探望思念的亲友,连对公众阐述内心真正的想法,在目前形势下仍遥不可及。
“捉放曹”的把戏早已是中共驾轻就熟惯玩的伎俩,当局让刘霞获得自由完全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的一点点让步,但这丝毫不表明当局有改善中国人权状況的任何意图,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玩弄的一种绑架和释放人质的把戏。仅仅过了一天,秦永敏先生便被重判13年徒刑,这个判刑几乎就是要将其囚禁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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