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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ights Forum

“水滴石穿”是中国宋朝的一句成语,形容持之以恒的努力所具有的力量,能够做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人权状况的现实似乎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中国当局严厉的打压措施封杀了几乎所有——哪怕仅仅提出一个建议——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以公民意识、公民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变化,尽管有时甚至无法察觉,却正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 在这一期中,我们介绍了维权人士通过大陆或香港的法院讨回公道的努力;医院渎职的受害者家属,活跃人士、甚至老干部通过互联网揭露严重问题或推动亟需改革的努力;以及大陆网民们冲破官方的封锁和监控,有力地发出自己声音的努力。 在第一部分”勇敢面对”中,中国维权律师写的两篇文章,...
安宁 安宁,熟悉毒奶粉案件的律师,详细介绍了代表受害者改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原告和律师所面临的障碍。 2008年9月11日,毒奶粉事件被引爆,称得上中国的“9.11”事件。美国的“9.11”事件,有那么多消防队员为救人牺牲;中国的“9.11”事件,也有一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受害儿童家长和帮助他们维权的热心人士及律师付出了代价,受到非难、关押甚至判刑,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牺牲。美国的“9.11”遗址上建设了新的商务区,中国的“9.11”呢,一言难尽。 回顾过去,正视现在,放眼未来,中国“9.11”事件受害人在绝望中能够看到希望么? 对中国“9.11”事件的回顾 2008年9月11日,...
彭剑 本文讲述了三鹿毒奶粉受害者在大陆法院陷入绝境,迫使其中一组原告向香港法院提起申诉的经过——虽未成功,却有创新意义 。 本案件在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申请索偿实属无奈之举。截至本案在香港审结之日止,在中国大陆对三鹿集团或其股东提起诉讼成功立案的只有五起,其馀的案件法院都不予立案、受理,而已经立案的案件至今仅有一起开庭审理,但各案至今尚未有宣判。因此在穷尽司法救济,且中国大陆法院严重司法不作为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这个对恒天然有司法管辖权的司法机构进行申索。 我方於2010年4月8日协助四名三鹿奶粉受害者家属在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对恒天然品牌(中国)有限公司提起了申索,...
描绘了一名因工伤失去一只手的年轻工人向厂方争取合理赔偿的感人故事。 2009年,来自於湖南、在广东珠海一家家电厂打工的21岁青年阮礼兵,在操作机床时发生事故,导致左掌被切除。2010年3月,他向总部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劳工通讯 ”寻求法律援助。本文是“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的律师摩根讲述的阮礼兵的故事。 第一次和阮礼兵联系大约是在2010年3月份。他的朋友找到我们的组织,希望对他进行法律援助。那时,他还在湖南的老家里,我们通过电话交谈。他在电话上语气生硬,缺少礼貌,对我有些冷漠。他没有什么主见,他自己该决定的事情,反而推给他姐姐去做。我告诉他:“你是一个成年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懿明 讲述了海滨村庄的村民与决意夺取他们土地的当地政府之间的抗争。 也许,明年新版的北海地图上将不会再有 “白虎头”这个地名。事实上,白虎头村的土地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被徵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俨然成了政府眼中的刁民。 在过去的三年里,村民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节节败退,如今的白虎头村千疮百孔。在废墟和杂草中,二十来栋小楼勉强地点缀其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悲凉与落寞。一堵政府新修的围墙把这片败落锁得严严实实。 谁曾想,昔日这座海滨村庄曾繁华一度,上千栋楼房鳞次栉比,道路上车来车往,慕名而来的游客乐此不疲地穿梭其间。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存在。曾经富足一时的白虎头人也再度回归贫穷。...
一位法律学者介绍了中国电影记录片的制作,并解释了其为什么在公民运动中产生如此有效的影响。 广东番禺太石村的土地被村官卖掉,帐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2005年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著名的案例,而艾晓明的纪录片《 太石村 》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该片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车玻璃被砸碎。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於自己的摄像机。”
李锐、胡绩伟等 2010年10月11日,诺贝尔和平奖宣布三天后,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和22位其他中共老干部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兑现中国《宪法》保证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开信指出,不仅普通中国老百姓享有的权利比不上香港居民,就连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言论也要遭封杀,最近温家宝总理接受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的采访被屏蔽就是证明。公开信提出了8项具体要求,如:允许突破中共党史研究的禁区,允许媒体完全独立,允许香港和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允许互联网言论自由,等等。 这封公开信贴出几天后,获得近500名各界人士签名支持。公开信表明,...
国际特赦的凯瑟琳·巴伯尔和科琳娜-芭芭拉·弗朗西斯,国际人权联盟的安托万·马德林,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文森特·梅滕,人权观察的芮莎菲,对欧盟—中国人权对话进程进行了评估。 中国人权翻译 一些政府已经推出了以闭门为主的双边进程作为其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接触的一部分。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於1995年开始,1996年春中断,1997年11月恢复;通常每年举行两次,在欧盟主席国首都和中国的北京轮流进行。在对话举行的同时召开专家和学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有废除死刑、批准和执行国际公约等。此外,一些切实可行的合作项目,包括律师培训、支持残疾人的权利等,也得到开发,有些仍在进行的项目已有十年之久。
H.W. 一位媒体评论家揭示了西方媒体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所付出的代价。 与中国市场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受世界青睐一样,中国媒体市场也因为人口众多以及潜力巨大而受到国外新闻媒体的重视。但30年来,中国经济开放和增长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导致实现政治民主化,如清华大学的学者秦晖所说,中国在经济上对西方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因素——即所谓“低人权优势”,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形成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了全球资本主义;同样,中国国家控制和垄断的新闻和舆论市场也对试图进入中国的西方媒体公司产生影响,不少西方媒体为了进入中国而付出牺牲其某些原则的代价。...
慕亦仁 一位资深新闻记者叙述了中国当局如何防止国际媒体记者获得事实真相,与此同时又花费巨资,向国际社会发布所谓“真相”。 中国人权翻译 一位多年在中国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美国朋友最近语出惊人,他说中国不再在乎外国媒体对其负面新闻的报导。 我以为他是指中国政府突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国在华媒体的作用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解,於是稍带犹豫地表示:“这很好。” “不, 不是这么回事。”他回答。 我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已经自信到不再在乎世界怎么看它,由此导致中国政府和国际媒体的关系正在恶化,而这一点是执政的共产党拒绝承认或不屑一顾的。 当然,中共领导人非常在意中国国内民众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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