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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自由是上苍给予内心自由者的礼物。换言之,一个多数成员不甚热爱自由的民族,不太可能获得权利与自由。具体到言论自由,热爱自由言论与自由写作的民族更可能获得它。自由写作的群体在缓缓成长中,至少不会灭绝。人还在心不死。"发生"些什么的概率便会增长。它不是必然,却以更大的概率孕育着某种偶然。
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将会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
“崇拜”与“爱”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全部人类史表明,个人崇拜从来是不能持久的。“崇拜”是一种“不对称现象”,“被崇拜者”与“崇拜者”之间距离愈大,“崇拜”的“效应”就愈显著。“爱”需要亲近,距离愈大,爱就愈难实现。
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连续过程;相反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中国进行了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次改革。如果说,第一次改革所孕育的中国,是一个市场与专制相互矛盾的中国,那么,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国,就是一个专制资本的中国。
2019年1月,《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出台。这个条例是在明确昭告世人:不要企图在中国推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那一套,中国仍是红色党国体制,一切服从共产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元首一人。
在又一个新春到来的时候,我还想强调人性这个问题。无论遇到什么,尤其是在我们一时难以判断是非的时候,记住我前面的那句话: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
来自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是中国对内「国进民退」,对外强势外交的金融实力之源头,美国迫使中国减少对美顺差,就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国家的金融实力,不仅迫使中国进行内部调整,也不得不收敛对外的嚣张。
笔者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以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义为“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确实是存在的。在运行多年以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侥幸,继续敷衍,问题叠加,前景不堪设想。
应对中国经济的“灰犀牛”,需要做根本性改革,但这是不可能的,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透露了“坚决不改”的决心。接下来的,“灰犀牛”已经在路上,并在加速到来,其规模如海啸一般,将淹没每一个人。
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企业正面临40年以来最艰巨的挑战。第一头灰犀牛是工业化的红利已经耗尽;第二头灰犀牛是中国经济内部的负债率越来越高;第三头灰犀牛就是中美间的贸易战。在这三头灰犀牛中,内忧远大于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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