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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梁家河之路,告诉我们,中共的培养路线就是凭血统、凭关系、凭个人效忠,而不是凭能力,凭思想水平,凭历练。习的成长之路是一代知青中相当平庸的一例,没有任何特别的亮点。习从入党升官到入学入仕,父亲平反复出,家庭背景越来越强硬,地位权力也越来越高,可是仕途却越来越没有风险。
大陆社会经过百年折腾,对疯狂的义和团式的爱国情怀,已有一些认识和扬弃的提升意识,敢于指出批判这种暴民所谓的爱国舆论日益增加。因为以上原因及社会种种变化,美中贸易战倒象是大陆民众喜闻乐见的闹剧。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体制成本不但决定中国经济的过去,也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渐进改革留下了不少硬骨头,不少半拉子改革工程,同时高速增长又不断引发新问题,加到一起,体制成本先降后升。竞争格局决定了中国经济突围的两个方向。
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多地发现非洲猪瘟。党国的作为,限于通过党媒发出安民布告,晓喻国民高枕无忧,但吃无妨。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向谁问责以及如何问责;我们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向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也许,所谓监督,所谓问责,本来无非就是一个梦。
麦凯恩的一生,具有鲜明的「英雄」色彩,甚至是悲剧英雄的色彩。他对国家和选民利益超越党争的忠诚和政治操守,充分展示了「荣誉、责任和牺牲」的贵族精神在民主政治中的宝贵价值。麦凯恩精心安排的后事,不仅表达了对美国民主极深的忧虑,并且借自己的葬礼对美国政治品格的败坏,做了最后的抗争。
恐惧感来自于迫害,来自于压制。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眼不见心不烦。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迫害和压制持续到一定程度,人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与压制的存在,远离政治;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
过去十几年,内外交困的格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已然完成,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管控型社会。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逐渐失去更多个体选择的管控型社会才是一个庞大利维坦的全貌。
造成委国如此悲剧境地的,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个“伟人”,要是没这个伟人,委内瑞拉现在可能是发达国家了。一个人犯下错误之后,若不及时修正,一旦被掩盖过去,就会制造更多的错误出来。对独裁者来说,他的丰盛人生,就是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习近平近来的形象配得上一句歇后语,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令习近平攀爬权势巅峰的反腐,现在早已经成为惨不忍睹的负资产。正因为今天的习近平早已败光了政治资产,才显露出国内国外骂声一片的过街老鼠破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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