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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把毛左行为视为义和团精神,不自觉地道出了毛左的反人类文明的实质。毛左的自由就是让别人不自由,毛左的存在就是让别人不存在。他们要按着毛泽东“横扫一切害人虫”的说法去做。不尊重人权的毛左,不是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山东政府这次又站到了毛左的身边,这才是更让人感到恐惧。
习近平上台后,重新举起毛的旗帜,高调重回延安、西柏坡、井冈山,为毛招魂。这便给“毛左”泛滥撑开了空间,导致当今“左祸”重新泛起。
在雷洋一案上,政治掺和法律,等于是把民众对警察的愤怒转移到政府身上,这似乎很愚蠢。但是,习近平政府若想摘清自己在雷洋案中的作用,其实很难,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警察根本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为所欲为激起民愤的警察和愤怒的民意之间,政府选择为警察背书,一点也不奇怪。政府为了自己的维稳利益,必须袒护警察,宁可搭上自己的信誉。雷洋之死不过是警察越来越放肆滥用暴力的最新证明。
元代末年,一切有利于百姓的改革全部失败,甚至连为了延续其蒙古人统治的变革也遭到扼杀,无论是英宗改制,还是脱脱改革莫不如此。因为此时的元朝专制者,已经听不懂任何理性话语。
雾霾表面是气候现象,而且只要刮风,就能缓解消除,气象部门也准备把雾霾作为自然灾害来应对,但谁都知道背后是政治。一方面是过去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用政绩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否认、忽视、拖延环境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导致愈来愈严重。
警方致死雷洋,只是警方暴力问题,但警方与媒体、检方、高层借助体制共同作伪,形成黑幕操作,这让所有人恐惧:当每一个人遭遇公权力作恶时,将不能有一点点对抗——在体制的庇护下,警方已拥有法外执法权。
一个国家,如果连“朋友多”、“同城吃饭”也能成为罪过,也可以抓起来,治“颠覆政府罪”,当局还说其讲人权,说这个国家的国民过着怎样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是胡扯又是什么!
章含之已经死了,继续谴责章含之意义不大。但是,由此唤起民众对这个国家体制性的“人体器官黑交易”的关注,乃十分必要,由此推动司法改革、促进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中国雾霾的话语演变,与其他事情的舆论生态一样。最初是集体的恐慌与愤怒,媒体迅速跟进呼吁的步伐,继而部分地声讨、部分地沉默,在无力之时便学会了淡然处之,转而寻求不治根本的救济方式,在戏谑段子和绝望沉默之下,化愤怒为麻木,最终选择了于丹老师的自我疗程。
2016年12月11日零时,WTO十五年贸易保护期到期,但中国没有能够获得国际一致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地位,这预示着未来中国国际贸易将面临四处碰壁的窘况。而中国若想最终获得这一地位,除非落实其在2001年入世之初所作出的承诺,或者向WTO提起旷日持久的申诉。这两种方式,都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所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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