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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政治改革

整体上,中国知识阶层对人类历史、各文明的文化脉络及其关联,对当今世界的时局,已经有了相当全面的把握,远远超越了「五四」那一代精英的全球话语能力,更不用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数庞大、掌握了现代专业知识的职业人阶层。这一切意味着,如果再有「六四」那样的机会,中国社会已然有了好得多的准备。
邓小平搞掉赵紫阳既是为了保自己,也是为了保党,而当时的党内元老和邓沆瀣一气,共同发动了一场由邓主导的针对赵紫阳的政变。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是「六四」给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找机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八九·六四”时所发生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主权立场发生正面冲突。纪念“六四”,既是表达我们还政于民、安抚亡灵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相信他们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与世界进步力量同在。只要我们还前行在这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就是激励我们的光芒和力量,永远不会被忘却。
六四的失败不应被看作一种失败,而是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八九民运以一种举世瞩目的惨烈方式结束,从道义上讲让中共政府输掉了底裤,在这种道义的巨大冲击之下,六四之后,普世价值才真正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传播并具有了生存土壤。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几天后就是六四屠杀29周年,然而,在国内看不到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每一个中国公民依然无法了解“六四”惨案发生的真相,经过29年政府对国民的封锁、有选择性地遗忘,好像中国首都北京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残暴和血腥。
近年一到春夏之交,香港社会总会出现「应否继续悼念六四」的讨论,今年亦然。除了有建制派继续为中共涂脂抹粉,企图劝港人忘记当年的血腥屠杀之外,随着过去数年本土思潮的涌现,反对悼念六四或拒绝参与相关活动者亦多了一批以年轻人为主、来自「反专制阵营」的生力军。这些人大多以本土派自居,认为香港人应着眼于本地事务,优先争取香港的民权。六四对他们来说年代太久远,而且其「建设民主中国」的主题与香港无关,因此不应该投入精力悼念。亦有人认为支联会主办的悼念活动每年皆行礼如仪、过于形式主义,对争取民主无助,因而拒绝出席。 的确,支联会每年举办的悼念活动不外乎是游行、展览和讲座等。而重点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
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化运动是独立信仰的家庭教会,在宪政运动中通过信仰渊源的超越力量使自身于社会公共生活里面合法存在的运动。公开化运动的主体是具有独立信仰的家庭教会;这一运动的内在本质是维系独立的信仰。公开化的过程是确立宗教自由之宪法权利的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和人权事业并非没有道义巨人,刘晓波本人,就是这样的道义巨人。刘晓波丝毫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姬逊色,他所面对的中共政府远比南非白人政府和缅甸军政府更加凶恶,相比之下,刘晓波的坚守和牺牲,刘晓波道义精神的可贵之处,比曼德拉和昂山素姬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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