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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当时革命党人对法律抱着一种轻忽的态度。孙中山当总统法律是一个样子,等到袁世凯要做总统了,马上把法律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典型的“因人立法”。他们并不知道法律自身的尊严比他们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的法制危机,最终必然演变为政治危机。
不论官方基于何种目的,若迷信暴力,以国家强制力驱赶外来人口,对付其公民,这是在为“新时代”制造大量的“低端”反对力量,他们将奠定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抗战的阶级基础,并有可能涌现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这个意义说,“新时代”极可能会爆发社会运动。
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博士在经受了长期持续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狱之后与世长辞。刘晓波百折不挠追求自由的精神;知行合一、坐言起行,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的精神;对中国宪政道路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他身后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刘晓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他将与大海同在,滋润中华大地,泽被世界文明。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我的校友,我无法呼出你的名字,为自己在你的处境上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我们作为联署人,之所以还能享有自由;这全是因为你的担当而成。想到你,我就想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它甚至跳过论证,直接告诉你现状就是论证,所以它本质上是为现实的权力关系辩护的逻辑。
这不仅是对底层民众严重的次生灾害,有违起码的公平正义;更大危害在于,它会遮蔽政府责任,掩盖悲剧的真实原因,从而导致悲剧不断重演。任何一个有公共关怀、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决无可能容忍,必须旗帜鲜明地抨击和抵制。
中国在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之后,就有接受联合国及其他缔约国审议中国人权的义务。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人权状态不是干预中国内政;在诸多国家中,如果只看见美国在对中国人权状态指手划脚,那是因为美国最不害怕中国,还能挺起腰杆履行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
我知道将被重判,但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所做所为,及今天的选择而后悔。只为连累家人,只为自己做的太少,而愧疚自责。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于我是莫大荣誉,在争取民主自由、捍卫公民权利的征途中,一份出自独栽专制政权的有罪判决书,就是颁给民主自由战士的一座金光闪闪的奖杯。
对于一个没有法治国家的国家来说,能够影响现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外国政府和公众的公开谴责。威权政权害怕当众出丑,中国共产党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刘晓波及其他被北京关押的自由捍卫者,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蒙羞了。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我看就是再重新读一遍刘晓波先生的《08宪章》,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我看大家都这样做,对刘晓波先生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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