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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但可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
我当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去天安门广场,是受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和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委托,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回学校。结果却被诬蔑为‘火上浇油’,还要处分。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你们去做这件事,然后又要处分你们,你们能接受吗?”
別人的青春岁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从13岁起的岁月,是以无止尽的羞辱和难堪开展的。
另外还有一点更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能容忍他的人性。打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党就崇拜极端,崇尚暴力,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消灭一切阶级,实际上是消灭一切异己,把人们赶进“天堂”。在这个意义上,“左”是它的本质,尤其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
历史上,各种正确的原则、正义的事业,很少是单靠自身的说服力而自动获胜的。它们必须要有“人证”,需要有人倾心相与,必要时甚至甘愿为之献身。我们承认自我保存为正当。在残暴的高压下,有人放弃,有人退却,甚至有人屈服,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同情,或是可以原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自我牺牲是伟大,对于那些在高压下的不屈不挠,我们必须致以最高的敬意。
1979年到1981年间三次推动中国改革的大好时机,都被胡乔木破坏了。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如愿以逞,深层的原因还是党内反改革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一言堂”体制的决定性作用。
王宇被关起来了,整整一年了,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容颜,很多人会问王宇是谁,王宇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事实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党内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领导骨干的左倾故态迅速复萌,是促使邓小平左转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的由来。邓小平四项原则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闻风而动,一次席卷全国的左倾回潮形成了。
陈妈妈说,经常遇到有人问她:“你们儿子干什么工作的?”她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儿子是修路的,哪里的路不平,他就要去铲铲。”
法国人维克多先生是多个难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负责东南亚的事务。他是我早想下笔铭记的人,但之前一直顾忌会给老先生进出中国平添麻烦;闻知其近况,我感到再不写他,将会成为心头永远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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