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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父辈随时与我同在,我的生命以及我有点知识都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我能活到今天,我也一直觉得是天堂的父母在看我。我父亲就很明确地跟我讲过,你要活下来,你要替我活下来。那是1969年讲的。后来他就给我讲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活着,留下一双眼睛帮他看。
今天习当局想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做文章,想让年青一代遗忘历史,想学当年毛泽东蒙蔽我们一样蒙蔽下一代,那也是白日做梦。文革必将清算,毛必将推向历史的审判台,民主潮流必将势不可挡!
今年这个狗年不是一般的狗年,而是六十年循环轮回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两个戊戌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这一个戊戌年,中国是不是能有“狗屎运”否极泰来?
戊戌二零一八,既得利益集团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博弈模式,对内寻找代理人推行形左实右的政策;海外培植代言人宣传自由化、反对国内的代理人。就这样左右逢源,如果国内形左实右的策略能够维持现状,就按兵不动,如果国内跑偏,经济崩溃,就转身一变,运用海外势力取而代之,力保自己的利益合法化。
习仲勋之忧可谓“中国之忧”;他提出的难题可谓“中国难题”。这个难题实在让人忧虑: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况下,个人崇拜怎么避免?而个人崇拜之风一旦刮起,便会形成强大的加速度,最终后果难以预料!
梁漱溟和孙冶方都属于中国知识界的“异类”,但却是屈指可数的有独立人格和风骨的知识分子。尽管梁漱溟和孙冶方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但他们在对待宪法和法治方面所体现的良知和常识,与那些善于看风向的“法学家”们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
记得小时候:冬日的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父亲与我们一起踢小冰块玩,结果他滑倒了,传来一片笑声;夏日的傍晚,父亲手拿扇子与我们坐在一起听哥哥读《苦儿流浪记》;小哥不好好学习,被父亲绑在树上责打……回顾父亲的身影,有慈祥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往事如烟,留在心里的有温暖也有伤痛。
我们追求的新制度是一人一票的定期选举、权力分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出版自由等,这些都没错,但民主的根本问题依然是自治和保证自治,这就要求现代民主制度把政治彻底地归还给所有的公民和自治体,让政治回归公民政治。
作为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我怎么看知青生涯?我的看法是,对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而言,知青生涯既不是可歌可泣的,也不是不堪回首的,而是无法忘怀、心有隐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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