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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我的故乡成都1949年前寺庙林立,其中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武侯祠规模最大。1950年在这昭觉寺旁,更变成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屠场。几个月中先后在这里被杀害的所谓“反革命份子”,多达数千人以上。有时一天就杀了好几十个。最多-天杀了一百多人!
香港的“勇武派”的历史角色会更接近那个刺杀费迪南公爵的青年,还是迎击德国轰炸机的驾驶员?我以为他们有后者的机会。这个信息时代的技术条件对他们成为后者有利。正如当年的航空技术给那几千个青年驾驶员带来拯救英国的机会一样,信息时代给香港的“勇武派”青年带来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中国四千年迷梦是甲午一役而震惊。政治体制不改革,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矛盾积累到最后,整个社会情绪就是宁愿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不愿意接受改革。这种情绪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为社会边缘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舞台。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
撑港人,既助自己﹔护香港,乃救中国。世界和平与自由民主的成果需要维持和捍卫。香港人正用他们的智慧勇气和生命在为他们下一代的福祉而拼博。夏日炎炎,心系香港。祈祷上帝保佑曾是自由民主繁荣的“东方明珠”不被邪恶所毁灭。
盖棺定论,笔者在李鹏的棺还未盖就见到评他一生是:既演了一个儍子,又演了一个恶人,这颇矛盾的角色,似乎很奇葩。其实李鵬的儍子形象,只是某些局部,他的文化素质显得劣,可在党文化,应是高材生。
兵团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意志维系,用政治说法处理与法律的矛盾。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必然要把新疆当地民族当作被看管的对象,受到当地人民敌视、遭遇地方势力抵制也就是正常的。
六四镇压让中共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在国内更是千夫所指,但是跟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所有罪孽一样,它也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正面资源。北京比谁都清楚,并不存在和平共处的“一国两制”这回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控制一切是强大的专制政权的本质需求。
真正的强大,超越对手的强大,不可能是枪炮,只能是信仰。历史时刻改变在于人心。枪,在人手里,改变了人心也就改变了枪。改变了人心也就改变了专制。是真正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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