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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

北京的六月四日晚,电台已没有正常广播。午夜开始,中央广播电台干脆放起了《国际歌》。我两眼含着泪,大声跟着唱了很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再过我自己的生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应该是国殇日。
今年是89年“六四”屠城惨案三十周年。这对我们难属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三十年了,我们期望来自于政府有诚意的就屠城惨案的道歉,至今未果。“六四”惨案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伤痕。我想,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六四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天安门母亲”却从来没有停止抗争。她们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是她们的声音如此微弱,多年来,他们的遗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独自把孩子养大。希望“能为三十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枝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
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浏览 中国人权“六四”三十周年专题网站 。 三十年前,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政府对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抗议活动实施了武力镇压。这场由学生发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和改革、呼吁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积极加入到这场持续50天的抗议活动中,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在6月3日夜晚及随后几天里,在中国最高当局的指令下,戒严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冲锋枪和手枪开火,用坦克碾压,用刺刀刺杀,无数百姓被残忍地杀害。在“六四”镇压中,中国政府下令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杀害自己的人民,...
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金亚喜女士于2019年4月9日离世,享年93岁。金亚喜女士的儿子程仁兴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遇难,时年25岁。
你不听父母的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难时35岁;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6月3日晚12点,于珠市口十字路口处遇难,子弹射中颈部大动脉;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3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18号。89年6月3 日晚10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听到枪声,我们还以为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打枪啦!”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
编者按: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授权“中国人权”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全文如下: 一 我们是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痛失亲人的公民。 卅年前,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前的十里长街和京城中轴线沿线,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枪、坦克、甚至国际上已禁用的达姆弹,屠杀毫无戒备、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这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夺去了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让成千上万个家庭坠入无底的深渊。 这场大屠杀是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发生的。好几年间,北京的许多路口、大街小巷上仍弹孔累累、血迹斑斑。尽管卅年后,这些罪证已被林立的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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