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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谦:我们的自由之夏——专访周保松(图)

2019年10月09日

8月21日,818流水式集会三日后,我在暴大(中文大学)的咖啡店访问周保松。火车站前的民主女神像戴上头盔眼罩,身上挂着“五大要求,缺一不可”的牌子,是当下最常见的装扮;校巴站已化作连侬墙,铺天盖地的memo纸、照片、标语,每根柱子上都有翻译成英文的文宣,直到中大书店附近都看得见。访问前看到一班穿同款T恤,应该正在玩ocamp的本地学生,亦有内地生三五成群走过,彼此像是有默契地不发出太大声浪,那天中大尚算宁静,尽管我们知道今个夏天并不安宁。

周保松穿一件印着“1/2000001”的黑色T恤,走过来时顺便跟学生聊了几句。周保松七月出版新书《我们的黄金时代》,收录近年关于雨伞运动的文章、访谈,还有他的本行——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讨论。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定稿于6月19日,当时还只是这场“反送中运动”的前奏,或许当时谁也没料到雨伞运动五年后,香港会再次出现如此大型的社会运动,史无前例200万人上街游行,更没料到事情会如此发展,最终演变成硝烟四起的夏天,或者用周保松的说法——“自由之夏”。

史无前例,无车可鉴

“史无前例,无车可鉴”——周保松在他为数不多谈论这场运动的文章里如此形容“自由之夏”。比起他的其他学者朋友,周保松写得不算多,他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写太多,“因为我觉得好多嘢我唔知,真系唔知,唔系谦虚。”他说,“比如机场,应该留定走,我觉得我无足够能力判断,不确定因素太多。整场运动走下来,我自己觉得系几革命性的,有很多以前香港社运的底线、框架,不断被打破,有很多我们以为无可能发生的事,结果发生了,比如包围警总、冲击立法会,催泪弹四散小区,每一部分以前都未试过,事情发生后,香港会有何反应、港府会有何反应、中共会有何反应,坦白讲我完全无办法判断。”

由本来每个周末各区光复游行,直到八月接近尾声的现在,那张社运时间表只愈见愈密,几乎隔一两天便有行动。“无车可鉴,真的无车可鉴……香港本身就系好奇怪的状态,一个国际城市,同时又系专制国家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已经系史无前例的怪胎,到今天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无办法预料的,我真的戒慎戒惧。”周保松在facebook上只尽可能提供不同信息,不同观点,“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尝试谦卑啲,但不代表我无谂法,我的谂法可能下一步才写出来,等我睇得比较清楚,比较有信心才去写。我完全无意图做KOL,我只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去参与,同时我是研究哲学的人。”

今次运动跟五年前的雨伞运动,无论规模以至行动模式,都不可同日而语,最大分别在于今次“无大台”,“无大台、无领袖,我估在历史上都很少见,香港过去每场社运都有组织统筹,会产生social leader,会set agenda,黄之锋、学联五子,当年的余若薇,今次最奇特系无,无人可以话自己代表这场运动。”由参与者透过telegram群组、连登组织各种行动,亦有不同行业不同团体发起集会,包括医护界、法律界、公务员、基督徒,甚至妈妈群。“无大台其中一个可能后果,就是一盘散沙,内部冲突,彼此割席、分裂,但这场抗争至今还未演变到这一步,仍然keep住momentum,我觉得真系奇迹嚟。甚至我觉得,在全世界的社运史上,都是很有趣的案例,不单止是香港历史性。”运动持续两个多月,仍然看不到丝毫完结的迹象,压力愈大反抗愈大,从各区出现的连侬墙到各界别集会,真正遍地开花,“这种遍地开花的状态,是整场运动至今我见到最大的成就。”

“我认真讲,这场运动系好劲,不单止在香港历史上,放在整个世界格局,我绝对相信我们当下进行的这场运动系影响好深的,它的参与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我们面对这样的政权,全世界都怕了它,香港人仲敢say no,say得咁精彩,香港这一仗系好漂亮。无论这场运动最后结果会怎样,中方会怎么打压,五大要求有多少能实现,在这过程中,香港人真真正正动起来,每个香港人都意识到,这场运动系属于他们自己,不是属于某领袖某团体,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愿意在不同位置尽力做,就算遇到挫折,只要这些力量还在,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香港无未来。”

抗争主体的形成

《我们的黄金时代》辑一有多篇关于雨伞运动的文章,尤其占领九子的审判,周保松多次进出法庭听审,亲历其境记下感受,“雨伞之后,人们很容易就有种挫折,觉得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输晒,被失败主义支配,甚至否定那场运动的价值,但我想讲,雨伞运动五年后,其实留低很多很多,雨伞不是一事无成,无雨伞肯定无今次这场运动,这点绝对肯定的。”周保松以不同团体遍地开花为例,“雨伞运动做了好重要的贡献,雨伞之后,公民社会中出现很多不同团体,艺术界、医护界,不同界别形成不同团体,比如法政汇思,这些团体不是突然爆出来,本身已经在,构成这场运动很有趣的现象,在无大台之下,不同群体在不同位置做不同的事,又能产生一定的合作、互信。”

所以,我们不应将每次社运视为个别事件,每次抗争的经验与成果都会流传下来,以至我们可见今次反送中运动的抗争方式之多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由策划到实行到事后检讨再改善,实现了所谓“和理非勇武正反合”,也有人说香港人进化速度很快。“香港人有意识地透过这场运动将自己转化成一个抗争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务实的经济人,而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现在好钟意讲命运共同体,好多人开始觉得香港是一个共同体,不仅仅是市场,这是很大的转变。”

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周保松,更关心运动背后诉诸什么价值,“任何社会运动都诉诸某些价值,有时参与者自身都未必好清楚,参与者可能有很多情绪、愤怒、实时反应,未必很清楚讲到自己一套价值是什么。这本书(《我们的》)也是关心一场抗争背后承载什么观念,参与者在实践什么价值,这是第一样要理解,不理解就很容易被各样标签框住。”一边指控示威者是“暴徒”、“颜色革命”、“港独”;另一边说他们是“义士”,各种标签横飞,都在影响人怎样看待整件事,“每个论述背后,都有很多潜藏的框架,人系需要框架去理解世界,无论同情定反对,都诉诸不同框架。任何一场社运都是不同观念的争持,这些论述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公共讨论中,未必好充份意识到,尤其这两个月,大家的情绪都好hyper,好大压力,香港人某程度上都有depression……”

同理,如何称呼整场运动,也牵涉我们自身对运动的认知、判断、期待,周保松觉得,与其从反面角度谈我们不要什么,不如从正面角度讲我们要什么,“我们喜欢讲香港人的主体、身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能只透过否定来建立,比如我不想做中国人,不想要中共统治那一套,那你想要什么?如果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主体个‘馅’愈丰富,就愈能够吸引更多人,获得世界更多人同情,比如G20登广告,做文宣的人好叻,广告内容正正话比全世界知,香港人争取什么。”以至后来出现的口号,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就是从正面论述香港人要什么,在整场运动中,论述也在不断革新。

“我是从事观念研究的人,希望能在这部分做多少少,对于运动入面不同观念,能有更多更深入的分析、检视,希望将来有另一本书讲这场我称呼为自由之夏的运动,我不急于现在讲,我一路都处于学习和理解的过程,我自己都有很多不懂面对的困惑,所以希望之后尽可能跟不同朋友,比如连登上的、或前线的朋友聊多一点,了解他们的想法。”

我们的黄金时代

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大时代中。有人说,香港已经进入内战;亦有人话慢性八九六四已经在港漫延;甚至有人说,这是香港的最后一战。“我之前都讲过,我不觉得香港会死,我们还有下一代再下一代在这城市生活,如果讲最后一战,意思好悲情,我不想在这时候讲悲情,我想讲的是,香港一路以来,八九年到现在,我们的抗争无停过,公民力量一直壮大,我不是盲目乐观,你看历史,同路人系愈来愈多。”

周保松在四月构思这本书,正值占中九子判刑,香港社会气氛低迷的时期,当他提出“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个书名时,有人当他crazy。“我希望现在会有更多人明白、体会我的意思,如果你问香港人,有几多人觉得可以打低中共,我谂无几多觉得,甚至无人觉得中共会退让,点解仲有咁多人愿意企出来?这正是人的尊严所在,点可以唔企出来?即使知道好多危机在前面,会激嬲中共,好多人都义无反顾,你估好多人唔知后果?楼市会冧、经济会差,我谂好多人都知,仲行出来,这才可贵。”

周保松一向提倡知识人的公共参与,他在北角搞Brew Note文化沙龙就是希望酝酿更多公共讨论,但无奈地,在学院的游戏规则下,学者并无太多时间和空间参与公共事务,“香港面对这么巨型的时代转变,而学术界对社会的介入,是远远不足的。”周保松预测未来几十年,社会转型也会持续发生,而这转型过程很需要知识人参与,公共论述愈丰富必然直接影响香港成为怎样的城市,“不止学术界,广义的知识人,比如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理论上都应该用不同方式介入,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我们留下了什么诗歌、电影、戏剧、纪录片,我觉得某程度上是种责任,每个人用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帮社群进行思考,通过艺术、文学、哲学,这些作品愈丰富,我们的城市就愈伟大。”

“我说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唔系吹水。回望历史,希腊雅典城邦为什么伟大?因为当时出了好劲的戏剧、历史、哲学作品;我们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九流十家,百花齐放,但当时是中国最多战乱的时候;然后回看启蒙运动,出了很多好劲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戴维休谟约翰洛克鲁索,现在看那段时期真系精彩,但那时代欧洲每个国家都打餐死,都是战乱不断。黄金时代不是说,我们唔使做,坐喺度食,黄金的意思正正是最艰难的时候,人仍然能fight出人作为人最精彩的东西,将人最善最美的moral nature、creativity呈现出来。我们有这样的时代,就应该有这样的野心、视野、意识,去努力创作相应的作品,呼应时代。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我们会好劲。”

 

——转自虚词(2019-09-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0期,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