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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反腐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变量”

2015年06月12日

一个社会中那些可控制的、能预测的、能规划的事物就如数学中的常量,而那些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事物就如数学中的变量,常量与变量的交互作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

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运动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量。之所以是变量,皆因今日反腐具有不可控性,反腐进程快慢、强弱、缓急无法把握,反腐与反反腐的手段、方式变幻莫测,最后反腐结果无法断定。中国今日反腐固然由不得腐败方来掌控,事实上也由不得反腐方来掌控。这从中国官方不讳言反腐处于“胶着态”、面临“生死战”,可见一斑。所谓“胶着态”与“生死战”,就意味着局势超出了反腐方的预测与掌控范围,反腐方也难以保证必生与必胜。试想如果完全能掌控,那还有什么“胶着”与“生死”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见反腐给中国时局带来了极大变数。同时,随着反腐的展开,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过往从1989年以来所形成的权贵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受到冲击,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地延续,社会发展常态面临被打破,社会后续发展方向与路径面临重新调整,这也显示着中国社会发展被锲入了变量。

中国社会今日反腐因其不可控性而成为变量的实质是,反腐与腐败双方力量陷于势均力敌状态。反腐方占居道义法理优势,在表面的名分上拥有国家公器的主导权力,但面对腐败的体制性顽抗与人性的恶的顽固,反腐的现实力量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即反腐方名强而实弱。而腐败方虽在法理道义上立不住,也无法以权力来公开维护,但多年来中国腐败代表的权贵集团凭借体制与人性的罪恶互助,已经垄断国家权力与资源,形成了事实上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局面,所以腐败方实际力量远远超过反腐方,即腐败方名弱而实强。如此,反腐与腐败方名实综合相比,就处于暂时的不相上下状态。正是这种力量上的相当,使局势变得波谲云诡,当事的双方都无力主导左右局势发展,因此中国社会历史性变局就悄然来临。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大变局,似乎都是社会出现了不同力量且成为势均力敌状态,最后双方甚至多方角逐,致使过往模式无法延续,终至破局,迎来社会大变革。中国自1949年来半个多世纪中,真正算得上历史性大变局的年份只有1976年与1989年。1976年以前,因为毛泽东的绝对强势,使任何体制内外力量都无法与之争锋,整个社会虽然灾难不断,百病缠身,但变局始终无法形成,而只有在毛泽东自然生命终结后,力量强弱才出现转机,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另一方形成了力量相当的对峙局面,最后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老革命采取断然抓捕“四人帮”方式来打破困局,并随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局。1976年到1989年,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为代表的开明改革派,与以党内邓力群、胡乔木、薄一波等等一批元老为代表的保守派一直处于争斗之中,但由于上面有邓小平的权威而使局面保持相对平衡,最后随着胡耀邦去世,民众起来要求反腐与推进民主,邓小平转向保守派元老一边,当时赵紫阳在名分上与道义上是处于优势的,但因无权控制军队,在实力上远不如顽固保守派,而保守派虽失于名分与道义,但因手上有枪,具有实际镇压力,这就出现了名实相较的双方抗衡状态,形成了中国社会历史性变数,最后顽固保守派选择出动军队,将开明改革一方镇压清洗,引中国从此走上权贵经济发展之路。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发生的如上两次历史性剧变,都是社会权力体制内出现了相互抗衡的两种力量,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主导性优势,从而引出了中国历史性变数。而1989年后,先是邓小平的威权占居绝对强势,后来第三代通过腐败结成权贵利益集团,占居国家权力与自然、社会资源,形成庞大而强势的统治力,体制内外其他各种与权贵集团相异的力量被纷纷“露头就打,消灭于萌芽状态”,以致二十余年中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气候,更不可能达成与权贵抗衡的力量,因此中国社会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都在权贵的强势掌控中,没有产生什么变量,更不会出现什么变局。

由于历史的偶然,习近平、王岐山等拥有政治资源的“红二代”被推上了权力巅峰,他们随之祭出了反腐大旗,并且一改过往虚张声势的反腐作派而真刀实枪地掩杀起来。于是中国政局就一下出现反腐与腐败两个阵营对垒,形成了一种暂时势均力敌状态。中国社会历史性的相互对峙的平衡力再度浮现,社会全局性变量不期而至。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变量,是个中性词,没有价值指向,即变量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变量只是对常态的打破,使社会发展难以延续过往模式,对社会未来而言,增加了不可预测、不可掌控性与重新选择的机会,也就是说变量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向文明方向的迈进,甚至还有可能带来社会向野蛮的倒退。诚如1976年的变量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而1989年的变量将中国引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中国今日的反腐作为历史性变量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也同样具有这两种可能。

中国今日若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国有可能向前迈进而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走向宪政民主,但同样不排除中国有可能向后倒退,强化极权,回归毛式统治。当然,如果反腐不胜,中国自然无力实现向宪政民主的迈进,但是,也不可能再延续过往这种权贵模式,原因就是这次反腐已经冲击了权贵,使他们对未来添加了恐惧,他们不得不担心习王在某一天又再来次反腐,纵使他们相信习王不会了,但也保不准其他人会不时来次反腐,因此,过往那种权贵的陶醉显然受到惊吓,为防范于万一,今后权贵不得不转变既往存在的方式。所以,无论反腐成败,中国过往权贵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社会的变量已经出现。

面对中国社会因反腐而引入的变量,民间如何迎应,以使这个变量避免带来社会倒退,而是开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闸门?这显然是时下国人急需面对的课题。对此,如下几方面理当值得国人着力:首先,中国社会要变,就得打破过往权贵模式,为此国人要努力使反腐的变量在时间上保持更长,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其次,为了防止变量最后导致社会后退,国人就得对社会退路不断设防添阻,即用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文明的杠杆来构筑防范社会倒退的栅栏,不断警戒揭批那些可能引起社会倒退的事端;再次,国人要利用这种社会的变量,来努力促成自身宪法权利的落实,壮大公民社会。若能如此,中国社会时下反腐的变量就加增了促成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机率。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9期  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