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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晶晶:为武汉哭泣

2020年01月27日

清晨刚睁眼就看到,手机上显示805条未读的微信!

而实际上,昨晚睡前,我已经知道武汉封城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遥远的家乡故土?我只能为你哭泣!

一个星期以前,就有很多朋友询问我武汉肺炎。而我,我离开我曾经的医学岗位已经整整四十二载,甚至我离开我的故乡武汉,也已经三十八年!我的双双都是家乡名医的父母在世时,就曾多次警告过我,动笔写科普,要万分慎重。科普比专业论文影响更深远。读论文者,本人就是专家。但读科普者,则完全可能是对医学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论文中的谬误,原本就能就教于方家。而科普中的谬误,那将是误害苍生!

但朋友们却不屈不挠地问我,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全相信,甚至不愿相信,在中国作为公器,作为喉舌的媒体!这真是一件比疫情本身更严重的社会现状!

于是我想,我权且写几句废话,写几句常识,写几句我心中的疑问吧!敬请千万不要将此文当科普!

第一,对疫情的知情权是不是属于基本人权。

武汉疫情,根据官方媒体,爆发于2019年12月8日。我推测,这个日期指的是武汉市知名的三甲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临床诊治的医务人员根据症状,体征,而不是根据病毒的分离,所下的第一例或第一批诊断。而对病毒的成功分离和排序,据称,完成于2020年1月9日。此外,截止2019年12月31日,据称,明确诊断的,共27例。

我询问武汉朋友,他们的感觉是,到2019年12月31日,也就是疫情爆发三周之际,武汉百分之九十以上市民对疫情一无所知。疫情中心那家超市甚至还在正常营业。

一直到疫情爆发后了四十天,没有患病的疫区百姓,还在搞万人聚餐,专家们还在说可防可控。而患病的市民们私下奔走相告的却是,医院爆满,无权无势无钱的百姓,根本无处求医,只能回家静养。在官方说人并不传人时候,医务人员其实早已发现人必传人。在院士说病毒早已成功分离,检测试剂早已发至全国的时候,朋友告诉我的却是,检测试剂由省卫计委统一管理,与医生毫无关系。所有死前未作检测的患者和所有已发病仍活着却未作检测的患者一样,一律不予统计。

就是到武汉封城的今天,有多少疫区百姓知情?谁能辨别微信消息的真伪?朋友问我,我无法回答。朋友自己的话语却触目惊心,朋友说,总书记或任何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敢到武汉来慰问吗?他们平时为针尖大的一点出风头机会都会立即激动得热血沸腾!

第二,对疾病的诊断,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2003年初那场惨痛的SARS,早已给一代又一代的临床医务人员,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到十七年后的2019年底,根据流行病学起病特征,临床的症状和体征,常年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不需要细菌培养,也不需要病毒分离,就不难诊断,是不是SARS。

就我自己当年的工作经验,武汉那个地方,一年十二个月有至少九个月,普通医院的医生都面临着对流感,上呼吸道混合感染,细菌性性肺炎,和普通病毒性肺炎的鉴别诊断。血象,X光,试用抗菌素,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知道究竟是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还是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至少在我自己当年在医院中工作的七年中,在起病急的患者中,我从来没听说过必须先做细菌培养,找到肺炎双球菌,肺炎杆菌,或者金黄色葡萄球菌之后,再确诊,再治疗。那样的话,起病急的病人可能早就壮烈牺牲了。缓慢的细菌培养通常只适合鉴别诊断困难的低毒性病原体。比如少见的霉菌,结核杆菌,绿脓杆菌一类的感染。

这一点,对病毒性肺炎就更适用了。就是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武汉任何一所设备最完全的三甲医院,也无法自己做临床患者的肺炎病毒分离。

然而这番话和朋友聊,朋友的回答却是,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自己敢去下一个SARS的诊断吗?你不怕你自己马上就会人间蒸发?

朋友的话让我有机会接近另一个比疫情更可怕的中国国情,那就是,对疾病的诊断,首先不是一个涉及生命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的维稳问题。

临床医学对疾病有多种分类方式。以疾病侵蚀的部位和患者的年龄分,有着老百姓熟知的内外妇儿的不同疾病。根据疾病的蔓延方式,则有非传染性和传染性疾病之分。传染性疾病根据其蔓延速度,死亡率以及有无有效药物而分为烈性高毒性和非烈性低毒性传染病。

以我所在的德国为例,任何一位临床执业医师,遇到任何一位即使是低毒性非烈性传染病,比如,结核,知之不报,将面临立即失去执业资格的严重处罚。然而报错了,却不需承担任何后果。因为整个临床医学的运作过程就是一个分析,鉴别,诊断,治疗,然后最终才能一一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这一证实或证伪的过程,在并不少的情况下,甚至要等到死后的尸检。

如果一个临床医生下诊断前竟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安危甚至生死问题,那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已经荡然无存!

第三,明明就是SARS,有必要重新命名为新型肺炎冠状病毒吗?

在疫情已经整整蔓延了一个月之后,据称该病毒终于被成功分离并证明其与SARS病毒高度的相似性,仅仅只是RNA序列上有差异。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菌素的临床应用远远没有普及,细菌感染猖獗一时,自己就是医生的白求恩,竟会因手部小伤口引起的蜂窝组织炎和败血症去世的时候,就有高瞻远瞩的科学家预言,未来世纪人类最大的危害,竟然不是细菌,而是来自病毒。这是因为,病毒和人类目前已知的细菌或其它病原体不一样,病毒没有自己独立的代谢系统,它只能寄生在活体细胞上。明白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临床上病毒感染,没有像针对细菌感染那样有效的抗病毒素。因为杀死病毒,指的实际上是杀死它寄生的活体细胞。也因为没有独立的代谢系统,病毒根本不是一个细胞,作为一个含蛋白的大分子微粒,它变异起来,极为简单容易。

因为无药可治,无药可防,已经确知是病毒引起的烈性高毒性传染病,越早让疫区的百姓知道其可怕的后果,对百姓自己,对当局,都只会越有好处。

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哪一位病毒分离者要执意将病毒命名为“新型”肺炎冠状病毒?它真的“新”吗?

明明临床表现和SARS一样,为什么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对百姓说,这就是SARS呢?

如果从2019年12月9日起,就明确告诉武汉市民,此地目前很可能正流行SARS,那个可诅咒的市场,还会一直在疫情爆发后的三周都正常营业吗?

如果从2019年12月9日起,就明确告诉武汉市民,此地目前很可能正流行SARS,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们还会搞恐怖的万人聚餐吗?

如果从2019年12月9日起,就明确告诉武汉市民,此地目前很可能正流行SARS,会导致武汉这样规模的九省通衢最后竟被封城吗?

第四,为什么不告诉老百姓SARS的后果。

一直到上个星期,也就是疫情已经爆发了六周,疫区武汉的一大批市民仍然不清楚是不是该戴口罩。很多人甚至害怕别人会因此笑自己神经过敏竟而不戴。

而其实,这对远离医学的百姓们而言,并不奇怪,因为SARS上次流行之后的这十七年,并没有任何人向百姓们普及过这一烈性传染病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老百姓们关注的仅仅只是患病与否以及患病后的生与死。

通常细菌引起的急性肺炎,不管是肺炎杆菌,肺炎双球菌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虽然也属重症,但治愈后一般不会影响肺功能。这是因为,细菌侵蚀的通常只是细胞层面的组织。而SARS侵蚀的却是一种参与人体重要功能的酶,这类酶的分布,比某一类型的细胞,比如上皮细胞,要广得多,深得多,在肺组织中几乎无处不在。所以SARS甚至可以在毫无呼吸系统症状的情况下,让患者直接进入呼吸衰竭,也就是SARS命名时所说的肺性呼吸窘迫。通常肺部的细菌感染,很少波及肺泡的间隙组织。但SARS却对肺间隙组织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致死的呼吸衰竭,也就是所谓肺性呼吸窘迫,实际上是一个急性进行性的肺纤维化。而肺纤维化却是基本不可逆性的肺损害。换句话说,SARS即使治愈,患者也完全可能留下永久性的肺功能不全。

我自己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记得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社会最最基层的一家小医院中,我曾万分激动地学习过“敬爱的”周总理关于防治老慢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简称)和尘肺的“光辉指示”。一个日理万机,管理着数亿人的总理,为什么要对一个具体疾病的防治发表指示呢?原因很简单,老慢支和尘肺产生的肺气肿,肺不张,肺纤维化,肺功能不全或丧失,后果太残酷,太可怕了。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每一个患病个体的生存质量,它更直接影响着全中国,全社会,劳动力的整体质量。

我很清楚,作为医学圈外人,我写什么,实际上都已经没有用了!戴口罩,戴墨镜,勤洗手,勤更衣,用酒精消毒,用白醋熏,用淡盐水漱口,甚至试服盐酸阿比多尔,所有这些常识或超越常识范围内防护措施,微信上都已经铺天盖地。除了为武汉哭泣,为武汉祈福,我唯一能寄予希望的是时间。传染病和瘟疫不一样,传染病常年都有,但瘟疫是一定会过去的。我盼望家乡能早日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了初夏,这场SARS,是一定会结束的!
 

2020年1月23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作者投稿)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20-01-2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9期,2020年1月17日—202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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