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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十句:帝国对抗瘟疫的最后一战(图)

2020年01月28日

当下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全国揪心,共克时艰为第一要务。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而今看来,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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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帝国,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

内忧外患,变乱纷起,财政千疮百孔,但外表竟还有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尊贵的摄政王爷载沣看来,帝国正在励精图治,立宪大计按部就班。

军队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间、彰德两次盛大阅兵,一派兵强马壮。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帝国打了个踉跄。

事发10月25日,同样是个冬天。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

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国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报告。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因为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缘故,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出于极端自私,不仅隐藏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

数年之前,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全东北的T字形铁路网刚刚通车。这在当年绝对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却成了瘟疫传播的帮手。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关内的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

眼看就是帝国子民的灭顶之灾。

要知道,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万,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年的疾病传播绝无此时迅捷,而此时应对鼠疫的治疗手段相比黑死病时并无实质进步。抗生素的发明,还要到几十年之后。

不过,一直被反复抨击、唾骂、耻笑的帝国政府,在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

高层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维稳、处罚“妖言惑众者”这些事情上,而是尽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专家队伍。

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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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

同样对他表示信任的,还有身陷灭城之灾的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

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疗方面基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断鼠疫的传播扩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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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案,今天看来也是很先进的。这套方案有三个原则,三个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

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路,烧。

伍连德反复做工作,在朝廷圣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

同时,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

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

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

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显然,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幸,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

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不可谓不惨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包括外国学界与媒体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

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横向比较,且不说惨烈的欧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云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人,昆明人口损失一半。十余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较轻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国治下,仍有两千五百人死亡,考虑到香港当时仅二三十万人,死亡率高达1%。

经此一役,伍连德博士和他开创的现代防疫体系功不可没,他这一代的中国医者,深入死地,义不惜身,总结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在福泽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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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伍连德博士事迹的人其实不少。但当时面对重大疫情,站在伍连德背后,支撑他的帝国行政体系,迄今为止,研究和关注的人并不太多。

不想谈太复杂的“体制问题”,只提一个人,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

东三省总督这个职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当于黑吉辽三省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位高权重。时任总督锡良,蒙古镶蓝旗人,属于晚清政界的开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岁月尘封的历史档案之中,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

档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时此刻“观看文艺演出”或是“组织群众集会欢度新春”的记载。反倒能看到,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

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说防疫是战场,医生是战士。这位大清总督用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让这句口号没有流于空文。

同时,另一方面,锡良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职。

锡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强环伺的东北,成功击退了俄、日以协助防疫为名,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染指。

他是一个走钢丝高手,而且是在钢丝上负重前行。

锡良是一个缩影,折射了那个衰老腐朽的帝国机体中,生命力顽强存在的那个部分。

在东北鼠疫的全程中,这种生命力从不同缝隙折射出来,例如,帝国在执行东北全域封锁、山海关五天隔离政策时绝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头品大员,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公务返回,老老实实在山海关隔离观察五天。

锡良也是一个寓言,证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气的腐朽满清政府,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仍然能够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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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国际学术声誉。

六个月之后,武昌楚望台军械库,一阵枪声响起,帝国寿终正寝。她在对抗瘟疫这最后一战中迸发的生命力,终究不足以支撑她背负整个民族,踏入现代门槛。

这个时候,武汉三镇城门紧锁。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后。

锡良总督淡出政坛,七年之后,六十六岁的他患病,拒绝服药而死,以身为殉,后人又不知所殉为何。

伍连德博士继续在中国的医学启蒙的路上披荆斩棘。1914,他提议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这就便是后来的协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

他还办了一座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发起了一个学会,中华医学会。

1935年,他成为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年老之后,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开了一个诊所,过着为乡人看病的朴淡生活。

先前种种惊心动魄,全如过眼云烟。此刻神州种种壮怀激烈,也与他远隔沧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觉得不适,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岁。他走的默无声息,但中国的防疫史和医学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长存。

抚古思今,我们抵御瘟疫的战役还在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们的经济基础、组织能力、科研水平、群众认知,都比一百多年强的太多。

我们也理应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和贤者。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将代价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让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经得起后人的反思和审视。

这个新年的过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响,和惯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终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乐!

 

——转自真评十句(2020-01-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9期,2020年1月17日—202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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