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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的“軟實力”正在改變世界

2010年02月05日

何清漣

中國共產黨從建政開始,就一直夢想成為能夠影響世界的超級大國,為此不惜剝奪民眾福祉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近年以來,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除了 “軍事裝備”這種“硬實力”之外,還需要用“軟實力”影響世界。率先提出這一主張的官方學者是鄭必堅,他於2005年在《外交事務》發表《中國和平崛起》1一文,此文的詳細觀點被中國《人民日報》網站以《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2為題發表,此後好幾年內都一直是熱門的中國話題。

一、中國對“軟實力”的理解與推行

在國際關係中,“軟實力”(soft power)指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軍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這一概念由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 亦譯為“軟權力”、“軟力量”、“軟國力”,現已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流行用語。3

對外援助、全面互相滲透的經濟關係就是中國“軟實力”資源的核心──這與國際社會公認的“軟實力”不同,經濟實力這一“硬實力”被中國政府當作“軟實力”推銷. . . . . .

中國在用“神五”、“神七”、軍事力量現代化、GDP總量等展示“硬實力”的同時,也將“軟實力”這一概念吸收過去,並按照自己的理 解,設計了一整套“軟實力外交”方略。這樣一個毫無原則,按照機會主義方式行事的政府設計的“軟實力”外交,實在是頗具“中國特色”。

中國的軟實力滲透服務於中國的外交目標。中國的外交共分為三個層次:大國外交(以美國為核心)、周邊外交與資源外交。根據不同的外交需要,中國的 “軟實力”滲透包含經濟援助、經濟合作與文化滲透等三方面內容。以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外交為例:首先,通過增加對外援助,與東南亞國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 和經濟聯繫;其次,通過自由貿易協定等計劃,發展全面合作框架,讓東盟國家成為中國的利益夥伴;再次,通過半官方項目加強文化吸引力,並增進東盟國家的親 中態度。這種“軟實力外交”不僅體現在亞洲戰略中,4 還推廣於世界範圍內,對外援助、全面互相滲透的經濟關係就是中國“軟實力”資源的核心──這與國際社會公認的“軟實力”不同,經濟實力這一“硬實力”被中國政府當作“軟實力”推銷,在“利誘” 之下,將中共的文化價值觀念包裹於“孔子學院”5的外衣之中,讓世界接受早已變味的“中華文化”。每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更是成為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經過軟包裝的中共文化的良機。6

二、“訂單外交”使歐洲在人權與經濟利益之間搖擺不定

近年來對歐盟的外交,中國政府越來越倚重動輒上百億的“跨國大採購”。這種始自上世紀末的外交手段,無論是外國媒體還是中國本身,均將其稱之為“訂單外交”。7這裡略述其產生淵源。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就以是否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劃線,誰批評,誰就是“反華反共勢力”,其懲罰辦法除了讓媒體口誅筆伐之外, 還讓愛國“憤青”上街遊行並甩給這些“敵人”在華商家幾磚頭以顯中華“神威”;而施惠於友的辦法則是送富國政府以採購大單,贈窮國政府以經濟援助。應該 說,中國這方面的策略非常成功。在2007年以前,除了美國之外,各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均採取了綏靖政策。經歷過20餘年的外交歷煉,中國政府已經很善 於利用經濟利益引導並塑造歐盟各國的對華政策,居於歐盟軸心的法、德兩國對華政策的不斷變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政府對歐洲這種服從於經濟利益的無原則外交,不僅利用“訂單外交”操控調整,而且還譏諷為“人權外交的虛偽性”。

德國在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時期奉行極度親中政策。2004年4、5月之間我到德國作短期訪問時,在科隆、柏林、漢堡等地共做了4場演講。一些華人聽了我的演 講後告訴我,你這類批評中國政府的演講,要在半年之前是不可能被德國社會接受的。那時候,德國的施羅德政府非常“親中”,一些著名的漢學家乾脆在電視節目 中公開告誡德國政府與公眾:要想與中國做生意,就不要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腐敗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態。接替施羅德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女士(Angela Merkel) 改變了施羅德政府的對華政策,堅持“價值觀外交”和“新亞洲戰略”,在2007年訪華時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態並提出了批評。她的這種做法雖然贏得了德國公眾 及世界人權組織的讚譽之聲,但卻因此未能在這次訪問中獲得一宗訂單。中國為了反制默克爾在當年9月會見達賴喇嘛,還取消了兩國外長參加聯大期間的早餐會和 德國財長原定於12月訪華的行程,冷凍了兩國外交部次長每年定期討論經貿和人權議題的戰略對話,計劃2008年啟動的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動準備工作 也已中止。8默 克爾總理之所以能這樣做,並非全出於她個人的價值偏好及其在前東德的生活背景,也與她上任以來德國開始反思對華政策有關。而這種對華政策的反思之所以能夠 開始,是因為部分在中國投資失敗的德國中小企業公開披露了自己在中國的失敗經歷,大企業西門子在華撤資以及在中國的賄賂醜聞均在這一時期發生。

法國號稱“人權祖國”,但長久以來為經濟利益所牽引,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關注與批評。希拉克(Jacques Chirac)政府奉行“重貿易、輕人權”的對華政策,因此經常為“空中客車”等大企業拉到中國的採購大單。高興之餘,法國政府居然於2007年4月向中 國新聞出版署署長龍新民頒授法國政府的最高榮譽“騎士團勛章”(Légion d’honneur),而龍新民在中國管制媒體方面以“強硬派”著稱。法國政府給這位控制媒體的強硬派代表人物授勳,無異於肯定中國政府控制媒體具有政治 正當性。此舉不僅讓飽受政府控制輿論之苦的中國知識界為之氣憤,也受到一些法國媒體批評,9但 法國政府此舉卻讓商界大有斬獲。為了“懲罰”德國,中國政府對德法兩國採取了“一打一拉”政策:當默克爾遭受冷遇之時,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正在中國沐浴著“冬日的暖陽”,拿到了世界民用核電史上最高額的訂單(100億歐元),還售出了160架“空中客車”。10

只是好景不常,中國政府與法國薩科齊政府的蜜月很快結束。2008年3月,北京奧運火炬在巴黎過境傳遞,法國各界舉行了規模巨大的抗議活動,此後薩 科齊又決定於12月會見達賴喇嘛。在此情況下,中國當局終於決定懲罰法國,於是中國又出現“仇視法國和抵製法國貨運動”。法國人深感委屈:對美國總統布什 (George W. Bush)、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北京當局都克制住自己的不滿,卻偏偏對法國領導人會見達賴喇嘛如此難以容忍?是不是法國成了北京眼中的“西方 薄弱環節”?法國媒體在批評北京政府蠻橫無理的同時,也抨擊了巴黎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認為薩科齊在競選總統時批評前總統希拉克的對華政策是“重貿易、輕 人權”,而自己最終還是步希拉克的後塵,不僅在法國國內失信於民,而且也使法國在國際舞台上威信掃地。

有人指出,那些認為“為了一個達賴喇嘛不值得同中國鬧翻”的說法,與當年那些“為了一個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不值得同蘇聯對抗”的說法如出一轍,法國早就應該停止對中國的阿諛奉承。11中 國政府的報復也未就此結束,2009年2、3月間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歐洲,特意未去法國訪問以示冷落,並給了德國總金額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訂單,德國 前經濟部長祖·古滕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將此舉稱為德中關係的“偉大時刻”。而一直有強烈親中共傾向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新聞報導乾脆以“柏林歡迎中國採購團, 結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為標題。12

“中國因素”已經成為現階段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在經濟利益與人權議題之間的取捨,讓歐洲的對華政策搖擺不定。在慶賀《世界人權宣言》60週年之際,一位法國政治家無奈地承認,“在人權與包括法國在內的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永久性的矛盾”。13中 國政府對歐洲這種服從於經濟利益的無原則外交,不僅利用“訂單外交”操控調整,而且還譏諷為“人權外交的虛偽性”。2008年歐美各國經歷金融危機之後, 經濟萎縮,中國更是將“訂單外交”視為拯救歐洲經濟之舉,認為應該將“訂單外交”作為一種主動的、進攻性的經濟外交工具,用來爭取更多的盟友。如對巴西、 澳大利亞、中東國家、俄羅斯、中亞國家等,都可以實施類似的訂單外交策略。14

三、美國政治中日益趨強的“中國因素”

與歐洲的英、法、德等國相比,美國在人權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取捨既不像法國與德國這樣游移不定,也不像英國那樣一開頭就以經濟利益至上為取向。如果說 一宗大的訂單可以暫時改變歐盟國家的對華態度,那麼改變美國政界的態度則相對複雜與漫長,大額訂單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華態度。比如2009年9月8 日中國在吳邦國訪美時送給美國124億美元的經貿合同,15兩天之後,美國就陸續對中國的鋼管與輪胎加征關稅。16這一結局讓中國的憤青深感鬱悶,一篇《百億美元訂單換美國製裁,訂單外交實在是國人之恥》17的文章在中國網路上不脛而走。

與歐盟相比,中國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管道複雜得多。直到2009年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訪問中國,明確表示不要因為人權問題影響兩國經濟交往時為止,美國一直堅持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與關注。對於中國透過美國政商要員的關係 影響美國決策這一點,美國也未放棄警惕。2009年4月底,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開了一場主要針對中國運用外國政要與媒體進行宣傳的策略的聽證會。18但防備歸防備,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因素”已經成為現階段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美國政界及其智囊群也因其對中國的立場各不相同而分成為派別,即所謂的藍隊和紅隊。

在世界範圍內來說,與其它地區相比較,中國對非洲的滲透與影響最為成功。

如果大致做一劃分,藍隊認為,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其主訴是意識形態與人權等問題;而紅隊則一廂情願地堅定相信,中國的崛起將成為穩定東亞與世界的力量,其主訴是巨大的經濟利益。

隨著中美經貿重心的轉移與美國政治家的代際更替,紅隊與藍隊的成員早已不再是以黨派劃線,而是以選區利益劃界。近年來,中國當局最重要的“發現” 是:因選區利益受損而呈強硬態度的議員,畢竟不同於以前討厭中共意識形態的老派“反華派”議員,因此可以用種種“適當”的手段爭取其軟化立場,比如與其選 區的企業加強經濟合作之類。19

事實上,在中國這種實行控制媒體與思想管制的國家,從未在極權國家生活過的人根本不可能憑藉十來天走馬觀花式的訪問瞭解真相。況且,中國共產黨積幾十年“檢查文化”之經驗,很善於向外國人與上級領導展示美好的一面。

中國通過利益牽引影響美國主要通過幾條途徑:

其一,透過各種管道在美國展開遊說業務。20在 毛澤東時代,中國當局按照極權國家的政治邏輯來理解美國政治,熱衷於開展元首外交,以為美國也是“一把手”說了算。鄧小平在這方面仍然是“蕭規曹隨”。直 到世紀之交,中國政府才開始明白,美國政治並不是由白宮的“領導核心”全盤主導,國會山的535位議員隨時都可能給白宮、大大小小的外國政府、公司和社會 團體“製造”一些可大可小的“麻煩”。因此,遊說國會是實現中國國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目前,為中國遊說的公關公司已有20多家,其中由中國駐美大使館出面 僱傭的有兩家律師事務所: Patton Boggs和Jones Day;Jones Day的主要業務是在台灣、西藏、宗教自由和經貿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提供簡報,並代為聯絡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21

其二,邀請國會議員到中國做走馬看花式的互訪。從2004年開始,中國全國人大與美國參議院建立了正式交流機制。根據雙方簽署的備忘錄,雙方同意每 兩年互訪一次,並且在美國國會和中國人大之間建立固定的會議機制,每年各派遣12名資深議員參加在華盛頓和北京輪流舉行的會議。現在,美國國會內已建立了 3個與中國相關的“中國議員團”,其中跨黨派的“美中工作小組”(U.S.-China Working Group)最引人注目。該小組成立於2005年6月,次年就有近40名成員加入。共同主席裡克·拉森(Rick Larsen)和馬克·柯克(Mark S. Kirk)曾在許多場合表示,“應與中國人手拉手過河”,而裡克·拉森的另一句名言則是:“要讓議員們瞭解中國,最好把他們送到中國去”。22事 實上,在中國這種實行控制媒體與思想管制的國家,從未在極權國家生活過的人根本不可能憑藉十來天走馬觀花式的訪問瞭解真相。況且,中國共產黨積幾十年“檢 查文化”之經驗,很善於向外國人與上級領導展示美好的一面。從1944年7月訪問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開始,直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後相繼訪問中國的美國政治家們,往往對中國印象良好。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一生最感頭痛的事情,就是與這類到過中國幾次或曾在中國短暫停留的所謂“中國通”們討論中國問題。

其三,通過在華投資的美國跨國公司遊說美國政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使他們成為連接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紐帶。多年來,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國會進行了大量遊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人員,還結成了同盟。

在共同抵制國際社會對中非人權狀態的批評方面,中國與非洲一些獨裁國家更是形成了利益同盟。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他們熱衷於呼籲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政治,他們遊說國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 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遊說活動中有幾項讓中國政府受益 匪淺。例如,2000 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表決之前,波音等美國數百家跨國公司結成團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遊說行動。參與人員包括各公司的政府關係專家、行業聯合會的遊 說機構以及共同僱傭的專門遊說公司。在近一年時間裡,他們舉辦大量講座和會談,向國會灌輸開放對華貿易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巨大商機的理念,最終獲得成功。 這次集體遊說總共花費1.12億美元——此前,美國商界集體行動的最高紀錄是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遊說,總額也不過3,000萬美元。23

2006年美國出台《對華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24對華限制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多達47類,但最後促使美國減少管制產品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抗議,而是美國的波音、聯合技術等跨國公司的遊說。25

四、中國的非洲戰略:互相包容的反人權暴政者同盟

至今為止,在非洲53個主權國家中,已經有49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其餘4國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在世界範圍內來說,與其它地區相比較,中國對非洲的滲透與影響最為成功。

中國現階段的非洲戰略發韌於1995年。從那時開始,中國完全放棄了毛時代“反殖反霸”的意識形態戰略,交流領域從單一到多元,經濟方面則從單純的經濟援助改變為強調“互利雙贏”的資源開發。26尤其是在共同抵制國際社會對中非人權狀態的批評方面,中國與非洲一些獨裁國家更是形成了利益同盟。

中國在非洲的經濟開發並未為非洲人民帶來多少就業機會。

現階段中非關係具有兩大特徵:1、首腦外交成為雙方關係的基礎,比如2007年胡錦濤曾率130人的代表團訪問納米比亞,促進了中國與納米比亞間的 經濟合作;2、中國在戰略性資源方面的投資開發構成中非合作的實質關係,中國現在成為非洲第二大貿易夥伴。然而這一戰略卻對現有的國際秩序構成了衝擊,中 國的政治影響力日益明顯增強。特別是中國保護違反人權的國家以及無視非洲國家治理和透明度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話題。這種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是“新殖民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為了掠奪能源罔顧非洲的環境生態。27中 國進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這種採掘型工業對環境破壞較大,從而引起一些非洲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批評和抗議。中國在非洲的經濟開發主要是石油開採、木材開 採和修建大壩。非洲學者和非政府組織多對中國的石油開採和修建大壩提出批評。西方公司受到公民社會的監督,不敢在非洲從事有悖於人權和道德的開採活動。比 如奧地利與加拿大的公司就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之下,放棄了蘇丹的石油開採權。但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度的石油公司由於缺乏公民社會的干預,購買了這些特許權。 中國石油公司大量徵用土地,破壞了當地傳統生計,導致上尼羅河北部的居民流離失所,對南部居民缺乏尊重。28蘇丹和莫桑比克兩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在非洲修築大壩很有意見,以倫敦和喀土穆為基地的蘇丹人組織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庫裡曾撰文批評中國迫使產油區居民遷移;還提到中國參與修建的麥洛維大壩迫使3個民族群體遷移,影響到眾多居民的生活。29

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國家援助附帶政治條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國家肆無忌憚地行使專制權力。

中國在非洲的經濟開發並未為非洲人民帶來多少就業機會。一些中國公司考慮到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和成本問題,傾向於從國內帶去勞動力,這無疑給非洲勞 動力市場帶來衝擊。加之這些中國企業往往將國內的一些工作模式(過長的勞動時間、過低的工資待遇與惡劣的工作條件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響。南非國際事 務研究所副所長穆萊齊·姆貝基(Moeletsi Mbeki)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對南非而言既是誘人的機會,也是可怕的威脅。30

漠視人權並支持獨裁政府。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方式所造成的危害備受指責,原因有三點:一,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國家援 助附帶政治條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國家肆無忌憚地行使專制權力。英國皇家非洲學會(Royal African Society)會長理查德·道登(Richard Dowden)指出“中國政府喜歡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 。31中 國對津巴布韋(Zimbabwe)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的支持也在國際社會備受指責。中國與蘇丹的經濟合作成果主要是在蘇丹大量開採石油。而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最新報告,達爾富爾危機的主要根源是 環境惡化。而蘇丹等國在抵制國際社會對兩國人權狀態的批評方面更是利益同盟。32二, 中國對非援助數字不透明。現階段,中國援助非洲由商務部負責,但各省市及各部委各有自己的項目,高層領導人出訪時又有靈活掌握的額度,這種多頭援助的方式 使得援助總數難以確定。三,中國的援助以國家貸款形式幫助非洲國家的經濟建設,但由於非洲國家普遍缺乏管理能力,中國向非洲的各種貸款,不僅難以幫助其正 常發展,反而會使其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並對其政治發展帶來消極影響。33中 國對納米比亞援助和與此相關的採購醜聞,可以很生動地說明中國把海外援助與本國公司利益掛鉤的方式面臨的腐敗風險極大。中國當年為這個非洲小國提供低息貸 款的條件是購買價值5530萬美元的中國集裝箱掃瞄儀,以“幫助打擊走私”。集裝箱掃瞄儀的供貨廠商是同方威視,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則是這 家公司的負責人。34可以說,發生在納米比亞的同方威視腐敗案件,使非洲人心目中的“中國模式”嚴重受損。

概言之,中國正在向世界推銷的“軟實力”與國際社會界定的軟實力(文化價值觀)有很大不同,在歐洲等國是訂單外交;在非洲是資源外交加上有條件的經 濟援助。而真正的軟實力──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極有限且多為負面的。近年來,“中國製造”的產品質量問題,更是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成為一個失去道德羅盤的社 會。35按 照不少在華“中國通”的理解,所謂“中國特色就是腐敗”。於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軟實力”外交,常常導致對遊戲規則的破壞與腐敗。“中國特色”蔓延給 國際投資關係、貿易關係與政治關係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敗氾濫。近年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腐敗醜聞不斷,朗訊、德普、IBM、日立、西門子都曾相繼傳過賄 賂中國高官的醜聞。36即使一直是塊淨土的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最近也曝出幾位委員涉嫌受中國政府賄賂的醜聞。37可以說,中國在國際社會推行“利”字當頭的軟實力,其結果是造成對世界的“精神污染”。小看這種“精神污染”造成的腐蝕力量,會使世界受到報應。

註釋

1.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015/zheng-bijian/chinas-peaceful-rise-to-great-power-status^

1.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015/zheng-bijian/chinas-peaceful-rise-to-great-power-status^

2.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新華社,2005年9月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11/content_3338555.htm^

3.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 ^

4. 蕭新煌,艾倫·楊:《中國獻慇勤的詳情》,《亞洲時報》,2008年12月4日。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8-12/304046.html^

5. 中國政府一直將中文學校、華人社團、華文媒體視為“海外統戰三寶”。從2004年開始,中國將原來由中國政府資助的“華夏中文學校”改稱為“孔子學院”, 並在全世界推廣。中國負責在全世界開辦孔子學院的機構是“國家漢辦”,屬中國教育部下屬的事業單位,對外以NGO面目出現。截至2009年7月,已經啟動 建設了331所孔子學院(課堂),分佈在83個國家和地區。 ^

6. Didi Kirsten Tatlow, “Throwing the Book at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6,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518504574417982729885504.html^

7. 陳君:《中國貿促團“拯救歐洲”,外媒:中國開展“訂單外交”》,中國新聞網,2009年3月18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j/hwkzg/news/2009/03-18/1607326.shtml^

8. 儲昭根:《中美歐重構戰略三角》,《南風窗》, 2007年12月25日,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7^

9. 《法媒體批評向中國強硬派頒勛章》,英國廣播公司,2007年4月25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590000/newsid_6591500/6591505.stm^

10. 《法國總統薩科齊:中國已訂購160架空中客車飛機》,路透社,2007年11月26 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ina-225520071126^

11. 《法國學者:對於中國,歐洲需要保持距離》,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08年12月5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48.asp;《中國譴責薩科齊與達賴喇嘛的會晤,薩科齊期望雙方能心平氣和處理此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08年12月7日,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72.asp;《法國網民對中國抵製法國貨的反應》,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08年12月6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68.asp^

12. 柏林歡迎中國採購團:結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德國之聲,2009年2月26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058984,00.html;《德國專家談中國採購團:巧妙的政治舉措》,德國之聲,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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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章樂:《法蘭西在困窘中慶〈人權宣言〉60週年》,《大紀元時報》,2008年12月1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8/12/13/n2361700.htm^

14. 《訂單外交四項注意》,中國企業家, 2009年5月5日, http://www.cnemag.com.cn/magazinefree/html/175/1309/content/5254.shtml^

15. 李拯宇及徐松:《中美簽署近124億美元經貿合同》,2009年9月8日,新華社,2009年9月10日, http://www.gov.cn/ldhd/2009-09/09/content_1412971.htm^

16. 鄭裕文:《中國反對美國對中國的鋼管施加關稅》, 美國之音, 2009年9月10日,http:// 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10-voa39.cfm; 葉兵:《北京反對美國徵收中國輪胎懲罰性關稅》,美國之音, 2009年9月12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12-voa27.cfm^

17. 《百億美元訂單換美國製裁,訪美成果令誰滿意?》,中華論壇,2009年9月13日,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5/06/43/8_1.html^

18. Bill Gertz,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4, 2009,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9/may/14/inside-the-ring-16901398/. ^

19. 郝雨凡:《美國對華政策內幕》,第303頁,第410頁,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尹繼武:《中美關係中的美國國會因素》,學說連線,2003年8月29日, http://www.xslx.com/htm/gjzl/gjgx/2003-8-29-14633.htm^

20. Bill Gertz and Rowan Scarborough, “Inside the Ring: Chinese Influence Unit,” The Gertz File, January 2, 2004, http://www.gertzfile.com/gertzfile/ring010204.html^

21. 薛海培:《北京委託美國公關公司在國會遊說》,來自NCAA(National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s)的mail list, 轉引自 http://laoyao91.spaces.live.com/blog/cns!7DAF864A4CA8AA69!232.entryAugust 29_2005;曹郁芬:《僱用公關公司,兩岸拼銀彈,在美遊說角力》, 《自由時報》, 2007年4月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7/todayp7.htm^

22. 唐勇:《美國議員談對華心態:最好把自己送到中國》,《環球時報》,2006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5/16/content_4552374.htm^

23. 李昕及王豐:《遊說美國》,《財經雜誌》,2006年8月7日,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6-08-07/110065239.html^

24. 2006年7月6日,美國商務部下屬專門負責出口管制政策的產業和安全局(BIS)公佈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草案,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商品的範圍。 ^

25. 丘慧慧及陳善哲:《中美舌戰高技術出口管制,跨國公司加入遊說》,《21世紀經濟報導》,2007年2月1日,http://tech.sina.com.cn/it/2007-02-01/10251364576.shtml^

26. 李安山:《論中國對非政策的調適與轉變》,《西亞非洲》,2006年第8期,第11-20頁參見李安山的博客,http://blog.china.com.cn/lianshan/art/108615.html^

27. Dianna Games, “Chinese the New Economic Imperialists in Africa,” Business Day, February 2005; Lindsey Hilsum, “China’s Offer to Africa: Pure Capitalism,” New Statesman, July 3, 2006, 23–24,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607030028^

28. Daniel Deng, “A State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Northern Upper Nile”; Peter Adwok Nyaba, “An Apprais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udan Relations and Its Future Trajectory in the Context of Afro-Chinese Rel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ovember 23–25, 2005, Johannesburg。 ^

29. A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 ed.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Fahamu-Pambazuka, 2007), 77–86. ^

30. Paul Mooney, “China’s African Safari,” Yale Global Online, January 3, 2005,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safrican-safari. ^

31. Alan Beattie, “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07. ^

3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2007, 329,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UNEP_Sudan.pdf. ^

33. Alan Beattie, “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07. ^

34. Simon Elegant, “Could Corruption Probe Linked to Son Hurt Hu?,” Time, July 22, 2009,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12117,00.html. ^

35. 《一個失去道德羅盤的社會》,德國之聲,2008年9月23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664268,00.html^

36. 何清漣:《對外開放30年:中國外資神話的幻滅》,《當代中國研究》[美] ,2009年第2 期,總105期,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21.htm^

37. “Nobel Committees Investigated for Bribery,” The Local (Sweden), December 18, 2008, http://www.thelocal.se/16418/20081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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