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

2012年07月03日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中國最重大的文化現象,就是中國文化——人類歷史上最悠久最偉大的文化之一——的沉淪和衰落。在強勢的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這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洋槍洋砲之取代大刀長矛,如無線電碼之排擠驛馬一樣。

起初,士大夫們試圖抵抗,“保國保種所以保教”。從林則徐、魏源,到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士大夫們雖然痛苦地意識到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來臨,但仍然固執地相信,中國的落後在器物而不在精神,在技藝而不在人心,在製度而不在文化。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根本所在,是中國可免亡國滅種、不致分崩離析的最終保證。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存在是全世界的福音,因為它給未來的人類留下了以中補西、以聖人之道匡正世道人心的精神資源。

在士大夫們竭力進行文化自保之際,洋務自強、戊戌變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共和建國等諸次運動被普遍認定為“失敗”。急功近利、好走捷徑的人們囿於一時一事之失,一遇挫折便自認失敗:甲午戰敗,則謂洋務運動失敗;國會不能即請即開,則謂君主立憲失敗;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則謂共和革命失敗;軍閥割據、南北分裂,則謂憲政建國失敗;如此等等。後來者吹求苛責先驅者,並誇大其詞將當前困境歸罪於前人的失敗,這已經成了中國政界、思想界對近現代史的既定敘事公式。

孔子雕像豎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國家博物館前。攝於2011年1月,照片來源:美國之音

對於近代化運動的持續失敗,需要一些新的解釋,需要向更深遠處找尋“根本原因”。這個原因,在士大夫退出歷史舞台之後被新生代知識分子群體認定為就是中國文化——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說,孔門儒學是“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而現行政經體制和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們反倒只是“枝節”和&ldquo ;惡果”而已。 “共和立憲制”與“名教”“禮教”不可並存,此即“新青年”們“最後覺悟之覺悟”,如此則“尊孔”=&ldquo ;專制”=“復辟”無疑。孔孟儒學、古代經典、綱常制度、朝代歷史、社會習俗……這些東西被指控為應該對近代中國的可恥失敗及其一切悲慘後果負最終責任,孔子應該和慈禧太后一起對清朝政府的喪權辱國負責,也應該和袁世凱一起對中華民國的分裂和衰敗負責。半個世紀之後,孔子還將和林彪一起對人民共和國烏煙瘴氣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負責。

“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是反傳統,其間雖也激發了文化保守主義的聲音,但那隻是微弱無力的雜音。 “五四”反傳統的基本理論可以簡單歸結如下:中國之所以不如西方且敗於西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乃在數千年前就種下禍根,大敗局是由傳承不絕的“舊文化”、“舊道德”所注定,是由積重難返、近乎遺傳基因的“文化根性”、“國民劣根性”所決定。那麼,欲振興中國,欲“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與中國文化一刀兩斷,“打倒孔家店”,創造新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有一點文化種族主義的味道——只不過它的“種族歧視”是逆向的自我歧視。

主流思想界對中國文化充滿了鄙夷和不屑,有些人把中國文化罵作“茅坑”、“毒藥”、&ldquo ;殭屍”,有些人把儒學稱作“牢籠”、“桎梏”、“鎖鏈”,有的人指責五千年曆史一無是處、二字蔽之曰“吃人”,有些人主張燒盡經典、不讀古書、廢除漢字、改用洋姓、改學世界語。發表這些偏激意見的既不是無知的憤青,也不是通常所謂的“極端邊緣人士”,而均是開一時風氣之先的主流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這一點上,以“新文化運動”為先鋒的中國啟蒙運動似乎也與以文藝復興為前鋒的歐洲啟蒙運動拉開了距離,歐洲人的啟蒙是越過中世紀直接求教於古希臘經典,中國人的啟蒙則是越過中世紀直接聲討古代聖賢。

義和團使用的一面戰旗。照片來源:JJ Georges

中國文化的困境並非特例,而是所有非西方文化進入近代世界的共同處境。現代化=西方化? “普世價值”=西方價值?這樣的疑問,一直在非西方世界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的強烈反彈,也一直是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中心問題之一。一方面受到現代化的極大誘惑,另一方面又強烈不滿於西方的強勢,這使得人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很容易陷入急躁、搖擺和偏激。義和團狂熱反西方,“新青年”徹底反傳統,毛澤東時代既狂熱反西方、又徹底反傳統,此三種態度為近代中國對待傳統和西方的典型態度,然皆不可取,毛主義尤為不可取。若僅以現代化、民主化為尺度,則中國文化的確不足與西方文化等量齊觀。中國文化之所以曾經遭到“新文化運動”的討伐,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先進分子”們群起鄙視乃至仇視本國古代文化,一個可以引起廣泛共鳴的原因,正在於中國文化未曾催生現代科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也未曾產生民主與憲政。不僅如此,人們甚至認為,只要仍然保留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就絕對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與科學。

但事情並非如此。沒有原創性地產生科學與民主是一回事,能不能容納科學與民主,則是另一回事。中國文化誠然有諸多的毛病和缺陷,我們甚至不妨承認它在許多重要方面比西方文化為劣,並默認西方人那種上帝特選民的文化優越感——只要不是太過分,但是,中國文化不同於以原教旨教義為準則的一神教文化,早在孔子的時代,它就經過了世俗化、脫魅化,它是屬於人而非屬於神的,現世的而非天國的,可踐行的而非烏托邦的。自孔孟以來,中國文化一向不排斥宗教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如果中國文化在現代化、民主化的漫長過程中成了障礙、有了惡果,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以通過學習、借鑒、吸收、調適以使中國文化適應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發展,這條道路其實一直都是廣闊而通暢的,而斷不至於非一刀兩斷予以“打倒”不可。

就人們通常所指責的儒家文化對民主憲政的妨礙:“三綱”倫理教條是為君主專制張目;對人本、德治、仁政、王道、聖人之治的美化,與民治、法治的觀念大相異趣;對忠孝、尊卑、等級、秩序、禮制的過分強調,與平等價值相悖;重義務、輕權利的中式傳統,或與人權、公民權的普世主張不盡符合……然究其實質,這些東西有些不必“打倒孔家店”就可以將其瓦解,如“三綱” (實際上“三綱”與孔子無關,其源於法家韓非子),有些可以作出適合憲政民主的新闡釋,如禮、恕、忠、孝(基督教“十誡”同樣要求&ldquo ;孝敬父母”,對父母、師長、上司的尊重和愛戴——只要是在合理範圍之內——誠然於健康社會無害),另一些東西則原本就於憲政民主有益,如人本主義、德治思想、義務觀念。

而至於文字獄、酷刑、株連、太監、裹腳、納妾、“封建迷信”之類的醜陋現象,其與中國文化有關,但並非儒家文化系統的決定性事件。西方文化中也曾經有過相似的或者更加嚴重的同類醜惡現象,比如婦女束胸、十字軍東侵、宗教裁判、火刑、販奴、集中營等等。所以,“禮教吃人”之類的文化指控言勝於意,並不足以作為否定儒家文化的依據,正如“教會吃人”或“現代性殺人”之類的指控不足以構成否定基督教文化與現代性的根據一樣。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民主化的關係千頭萬緒,情形非常複雜,遠不是“適合”或“矛盾”幾個簡單詞語所能表達,也不是“打倒”、“革命”或“保守”、“復興”幾個簡單措施所能解決。中西文化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差異:大刀長矛與飛機坦克有先進落後之分,此為程度上的差異;刀叉與筷子無先進落後之分,此為種類上的差異。第一種差異可以因苦學猛趕而縮小,第二種差異則應放任自流,使其多元共存。但自中西接觸、中國進入近代世界以來,人們往往混淆了這兩種差異,導致諸多無意義的中西比附,更滋生出若干誇大其詞的中西對壘。

前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拿著英語版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就實質而言,中國文化是否支持“普世價值”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激進反儒反傳統者,中國特殊論者或西方特殊論者,“亞洲價值”論者,以及中共政府目前的官方觀點(溫家寶​​的個人表述除外)均不樂意承認有所謂“普世價值”,但這些觀點大概站不住腳。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對價值系統的表述與論證形式各異、各有側重,但人性是相通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基本價值是普遍的,“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自由、平等、公正、仁愛、善良、誠信……既是西方人之所欲,亦為中國人之所欲。特殊的人性只可謂之個性,特殊的價值則無所謂價值。比如當今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徒具“中國特色”,其實既與中國無關,亦與價值無關。

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法治是普世價值,仁、義、禮、智、信“五常”也是普世價值。民主是普世價值,民本亦是普世價值(一些論者認為儒家“民本”、“民貴君輕”與民主概念完全不同,有“本質區別”,這有誇大其詞之嫌。若以民主指雅典式直接民主,則其與“民本”大異;若指近代的代議制民主或憲政民主,則與儒家民本主義完全可以兼容互包)。耶穌“己所欲,施於人”是可謹慎奉行的道德黃金律,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是可以無條件終生奉行的道德黃金律。在落實普世價值、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進程中,中國文化本不必成為障礙,完全可以化為資源。

自托克維爾、韋伯以降,人們普遍認為,與法律、政制相比,文化的基礎性地位更加重要。若得文化之助,現代化、民主化事業自當事半功倍,但文化是演化生成而非人為創造,是人們世代累積的結果,破壞易而復興難——絕非某黨借一紙中央全會決議而可以輕易“構建”者。所以,在落實普世價值、推行現代化民主化轉型之際,尊重先輩、善待傳統、愛惜文化,這是一種最為可取的文化態度。

楊光,本名吳俊,1965年出生於湖北省松滋縣。 1986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系。 1986至1989年就職於湖北汽車工業學院,為數學教員。 198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旋即因受學潮和六四事件牽連而喪失學籍並受到審查。 1990年在湖北省十堰市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處有期徒刑一年。 1991至2006年就職於私營部門,曾擔任私有企業高管。 2004年起為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獨立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社會學和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