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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政治改革

背景 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7年後,這個曾經的英國殖民地又回到聚光燈下。圍繞2017年下任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改革的辯論已經達到白熱化。民主人士正團結在“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的旗幟下;北京官員則作出回應,威脅要動用解放軍進行鎮壓。但這些爭論的焦點是什麼,其中真正的利害風險又是什麼? 現行的法律框架 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列明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和附件一。 [1] 這些政策包括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基於“選舉或協商”的結果任命行政長官。 [2] 作為一項國際條約,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對中國具有約束力。 [3] 基本法——香港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
《激辯中國:美中關係十談》揭示了中美兩國學者對於這兩個國家價值觀和政策的思考。不同於往常,中國學者堅持認為,無論中國出現了什麼錯誤狀況,其根源都在於外國的剝削和乾涉。他們也指出了美國企圖搞垮中國的陰謀。相反的,美國學者則提出了針對中國的多項指責,但也承認美國在國內外確有不良行為。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人權理事黎安友的談話中,上述觀點表達得最為鮮明,他代表美方。與他對話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周琪教授,社科院是中國重要的官方智庫,週從一所美國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因著編輯的提問,週女士一開場便切入價值觀的話題。她指出:長期以來,美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在1960年“...
中國人權 獲悉,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 呂耿松 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刑事拘留,現被羈押在杭州市看守所(見刑拘通知書)。 呂耿鬆的妻子 汪雪娥 告知 中國人權 ,呂於7月7日上午八點多被杭州市國保和當地派出所警員帶走。隨後,約20名便衣警察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抄家,帶走了家中唯一一台電腦、手機和一些資料。 7月8日中午,警方給家屬送來拘留通知書,稱呂於7月7日15時被刑事拘留。汪拒絕在通知書上簽字。 呂耿松是浙江老資格的政治異議人士。 2008年,曾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刑四年,2011年8月23日刑滿釋放,並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在過去的兩年中,呂多次被帶走、遭到多次搜查、...
2014年6月20日, 唐荊陵 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羈押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當局在“六四”25週年前夕,抓捕了一批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 5月16日,唐荊陵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 刑事拘留 ,關押於廣州白雲區看守所。唐荊陵是《零八憲章》簽署者;2006年發起了“中國公民不合作運動”。 2005年因參與太石村罷免腐敗官員事件,被吊銷律師執照。
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十個訴求 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致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先生: 自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政府的政策愈來愈遠離市民的需要,造成了社會上廣泛的深層次矛盾,使香港的競爭力大為削弱。香港現時的 政制已成為了香港長遠發展的絆腳石,亦是分化社會、妨礙和諧的禍根。 我們深信中央政府乃為人民服務及謀福祉的政府,一群真心愛國愛港的香港金融界人士對中國及香港的將來依然充滿信心,希望香港在 未來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有以下的十點訴求: ①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停止干預香港行政事務。...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蕪湖市弋磯山醫院(原是美國教會醫院),父親是蕪湖造船廠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也曾任佩備手槍的保衛幹事,執行保衛駐廠蘇聯專家和前來視察之高級領導人的保衛任務。 1958年在動員幹部下放的背景氛圍下,父親主動要求從保衛科回車間當工人,其實他內心想法是當高級技工——高級技工工資高,糧食定量也高於乾部。 1962年父親被借調到位於陝西省興平縣板橋的408廠,這是一家50年代初開始由蘇聯專家援建的國家重點項目,職工和家屬合計超過一萬六千多人,政審和業務要求都很嚴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親為她起名“興平”,後改為“興萍”。...
政治學者黎安友暢談了他對中國與國際人權體系的交往、中美之間圍繞價值觀的爭論,以及中國一直存在的人權問題對全球安全的影響等議題的思考和見解。
嚴酷的考問 作爲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幾十年來,觀察中國問題的專家一直不看好會有一個有活力的中共反對派崛起,他們認為共產黨的鐵腕太嚴酷、政府的控制太嚴密,公民不可能組織起來。 但是,2011年初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抗議事件,不僅讓黨,而且讓全國都震驚了。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城鎮 烏坎 、 什邡 和 啟東 變得家喻戶曉,而且成了今後抗議活動的榜樣。在這幾起事件裡,當局都因面對出乎預料的強大的民眾憤怒,和運用網絡和社交媒體、組織良好的反對派,而不得不做出讓步。 2004年我第一次寫關於抗議的文章,那時中共的喉舌刊物《瞭望》周刊報導說,中國在2003年發生了超過58,000起重大社會騷亂事件,參加人數超過300萬,比2002年增加了15%。...
日益頻繁的社會抗爭事件,以及經濟不景氣,不僅使各地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也使中國政府的維穩面臨經費嚴重不足的境地。 “維穩”的龐大支出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中國各地政府對資源過度抽取,導致民間社會反抗直線上升,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 1 ,2008年為124,000起 2 ,2009年高達28萬起 3 。 中國的社會反抗類型由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特點所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依賴房地產與石油重化工業、礦產等資源性行業,社會抗爭也就集中在這幾大領域:第一大類型是土地維權,在城市裡是住房拆遷,在農村里則是徵用土地。第二大類型是環境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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